在当时同时赴日的冀东十县20名留学生中，只有江浩一人选择了攻读颇为冷门的造纸专业，他是唯一一个在日期间参加同盟会、并率先剪掉辫子的冀东留日学生，回国后更直接参与过反清斗争和辛亥革命。
从变法图存到实业救国，从君主立宪到革命共和，不同出身、不同经历、不同背景的仁人志士，抱着朴素的爱国主义和救国救民的理想，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在苦苦寻找实现的可行路径。
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使已经初步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李大钊意识到，在俄国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可以拯救中国。
1918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李大钊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和演讲，热情讴歌十月革命。
1919年5月，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第一次较系统地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指出“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
这是李大钊变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标志。
差不多与此同时，一个新兴的阶级也开始在这片土地上显露头角。
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河北的产业工人已有大约20万人，占全国产业工人总数的十分之一。他们大多数来自破产农民，在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唐山，仅来自遥远的广东的工人就多达2500余人。这其中，有一位14岁就背井离乡来到天津、并于1901年转入京奉路唐山制造厂的广东三水籍工人——邓培。
来到唐山近20年，因为见多识广、乐于帮助工友排忧解难，邓培已经在当地工人中形成了较高的威信。在五四运动中为组织声援北京学生的罢工罢市，他更成为工友自发推举的主心骨。
可是，在这位读过两年私塾、甚至懂些英语的广东工人心头，仍有一些问题总也想不通。
“为什么工人就该受压迫，吃不饱，穿不暖?为什么压在工人头上的总管和监工就该享福?”他经常这样愤愤不平地向工友们发问。
“只有马列主义，只有共产党，才能够救中国”
1920年4月25日，唐山印度房头胡同1号，邓培结识了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北京大学在校生罗章龙。
从唐山工人的工作生活情况到前一年北京学生开展的反帝爱国运动，再到俄国的十月革命，两个年龄、出身、经历截然不同的人聊得十分投机。当罗章龙听不懂邓培的一些广东话说法时，两人甚至可以用英语辅助沟通。
多年后，罗章龙仍清晰地记得邓培留给自己的第一印象：“人很精明，头脑反应快，谈吐大方。”
这“彼此感到很投缘”的初次会面，并非偶然。
五四运动后，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推动下，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和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1920年3月，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等人在北京大学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使许多青年成为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天津的“觉悟社”“新生社”，保定的“社会科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相继成立，一大批政治上敏感、富于进取心的青年学生，看到中华民族的希望，为以后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奠定了思想基础。
与此同时，李大钊也已经注意到了工人阶级在共产主义运动中蕴藏的巨大力量，他开始关注故乡唐山的数万产业工人。
1920年1月后，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师生，在李大钊提出的“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的思想主张影响下，陆续到唐山等地进行社会调查，并由此了解到了邓培在工人中的威信。
与罗章龙的会面改变了邓培的人生轨迹，这个贫苦出身的工人领袖，第一次感觉“找到了组织”。会面后仅1个月，邓培就加入了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后又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继而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
志愿加入，不仅仅意味信仰上的主动选择，更意味着组织上的高度认同。
然而，这一时期加入党组织的，也不仅仅是罗章龙、邓培这样经过五四运动洗礼和锻炼的热血青年和进步工人。
辛亥革命后，江浩响应过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还曾于1917年南下广东参加护法运动。他一度信仰过无政府主义，也曾在“教育救国”的思想指导下，在家乡创办农民业余学校、女子小学等机构，对贫苦农民进行启蒙教育。
那正是一个各种政治思潮纷至沓来，各种政党、社团纷纷建立，各种政纲、政见竞相宣示的时代。据不完全统计，从辛亥革命前夕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政党、社团多达二三百个，一时间社团迭现、政党林立，蔚为大观，但很多只是喧闹一时便匆匆画上句号。
“此时，已经成为国会议员的江浩，可谓‘身居要位’‘功成名就’，但在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道路上，他却一再碰壁，苦无良策，深感苦闷。”玉田县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秀军告诉记者，直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江浩才看到了中国未来的曙光。
“摸索了十多年啊！直到俄国十月革命后我才懂得，只有马列主义，只有共产党，才能够救中国！”1920年，在李大钊的帮助和影响下，发出这样感叹的江浩世界观得到根本改变，加入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进而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建党之初，年届不惑的江浩绝非孤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