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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在郭企之殉难处的烈士纪念亭，如今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周聪聪摄
位于安平县台城村弓仲韬家的老宅原址上的“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纪念馆”。 张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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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条铁的纪律，“永不叛党”自从拟定之日起，被各个时期不同版本的入党誓词沿用，贯穿于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之始终，成为入党誓词的核心内容。
这是一个历经革命低潮、曾长期处于地下斗争和革命战争状态下的政党，为保护自身组织对党员提出的最基本要求；
这也是一群先进分子在最危险的情形下、在最严重的困难面前，以坚定的信仰为支撑，对自我提出的最高要求。
为此，他们可以忍受人世间最为残酷的刑罚、微笑着面对死亡；
为此，他们视金钱如粪土，看富贵似浮云，将一生奉献革命事业；
为此，他们在柔肠寸断中，告别亲人，书写出惊天动地的人间大爱。
88年前，一个经历了多次被捕、监禁的女共产党人，在大革命失败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只身一人，踏上寻找党组织的旅程；
77年前，一个为保护群众而被捕的抗日县长，在历尽严刑拷打、官位利诱等种种考验之后，从容走向刑场；
52年前，一个为追寻革命事业而变卖全部家产的老人，在经历痛失亲人、双目失明种种磨难坎坷之后,在临终前把自己全部积蓄作为最后的党费，交给了党组织。
不论是在有形敌人的威逼下，还是在无形岁月的磨砺中，他们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忠诚是什么，永远有多远——
忠诚：严守秘密 永不叛党
□河北日报记者 周聪聪
有一种忠诚，不分高潮低潮、顺境逆境
1928年末的一天，一位已过而立之年的河北女性，只身一人，开始了一段特殊而漫长的远行。
这，并不是她第一次踏上征程。
18岁，她考入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在当时的省城天津，与邓颖超等人结为同窗好友；
26岁，她与百余同学一道扬帆出海，赴法勤工俭学，并在法国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30岁，她受党组织委派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次年回国，在李大钊同志领导下开展秘密工作……
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她的足迹已经踏过了小半个地球。
她，就是郭隆真，河北第一位女共产党员。
可这一次远行，她的起点与往日有所不同。刚刚走出以酷刑闻名的北平原“京师第一模范监狱”，她不仅举目无亲，而且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络。
“1927年4月，李大钊在京被捕后，奉系军阀在北京全城开始了大搜捕。时任中共顺直省委委员的郭隆真也遭到逮捕，但由于其党内身份没有完全暴露，仅被判处12年徒刑。张作霖被逐出关后，经过亲友和党组织多方营救，通过当局一再大赦和减刑，到1928年底，郭隆真终于重获自由。”省委党史研究室信息资料室主任冉世民告诉记者。
事实上，这已经是郭隆真第四次被捕。
“郭隆真是五四运动时期天津妇女运动和学生运动的著名领袖，期间她曾三次被捕。在狱中她与周恩来一道组织狱友学习，进行绝食斗争，每次出狱后都立即投入战斗，表现出了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冉世民说。
然而，在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中，每次获释，在监狱大门外迎接她的都是同学们送上的“为国捐躯”字样的自制奖章和大红绸花。而此时，走出狱门的她，面对的却是与从前完全不同的斗争环境。
大革命失败后，反动派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党组织在全国范围内遭受严重破坏，党员数量从革命高潮时近六万人锐减到一万多人，顺直地区很多地方的党组织解体，顺直地区党员由2600多人骤减至1200余人。
过去相知的同志，不是牺牲殉难，便是奉调离开，后继的党组织已经全面转入地下。刚刚出狱的郭隆真多方寻找，却始终无法与组织取得联系。直到有一天，她在街头报上看到一篇报道，说上海“共党活动猖獗”。
仿佛看到一线曙光，本是乡间士绅家庭小姐出身的郭隆真，悄悄回到大名老家。
“五四运动后9年多时间里，姑奶奶只回过两次家。第一次是回家反抗包办婚姻，这是第二次回家——是来要盘缠的。刚刚出狱的她没有留恋家庭的温暖，只待了一天多时间，就匆匆前往上海找组织去了。从此，她再也没能回来。”郭隆真的侄孙郭韵聚说。
郭隆真辛苦找党的时候，也正是“严守秘密，永不叛党”的基本承诺进入中共入党誓词的最初年代。
大革命失败后，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党内一些意志不坚定分子在白色恐怖下背叛革命，给党造成巨大损失。“永不叛党”，是基于革命斗争情况的现实需要，也从此作为一条铁的纪律，贯穿于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之始终，成为入党誓词的核心内容。
郭隆真是幸运的。1929年初，只身南下找党的她，在十里洋场的上海街头茫茫人海中，与阔别多年的邓颖超意外相遇，很快接上了组织关系。
而在长期的白色恐怖和残酷的战争环境下，为实现“永不叛党”的誓言，跋山涉水找党的，远非郭隆真一个。
“七七事变后，日军很快打到了保定以南，地方呈混乱状态，土匪四起……逃走呢，还是留下来当亡国奴？和父亲商量的结果，还是认为往西北跑，可能能找到党。”在黑龙江省委统战部档案室里，离休干部弓乃如尘封多年的自传，揭开了其父弓仲韬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后的心路历程。
弓仲韬，河北安平人，1923年4月在北京由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当年8月在故乡安平县台城村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从此，这位农村富家子弟放弃稳定体面的教职、变卖了几乎全部家产，在故乡办学校、开工厂，保障党组织开展革命活动的安全。
正是因为入党动机与升官发财无关、与个人享受境遇无关，他们的选择和追求，才如此执著。他们对誓言的回应，也才如此坚决。
“我和父亲几乎天天出去打探党的消息，但总是无功而返……混乱的时局切断了与党组织的联系，内心苦闷极了。”1939年冬，女儿弓乃如投奔延安陕北公学之后，弓仲韬一直重病的妻子终因无钱看病，在西安撒手而去。一贫如洗的弓仲韬用草席裹尸埋葬了他在追寻革命过程中失去的这第四位亲人，一路奔向陕北，却因无法通过国民党的封锁而流落汉中，在一家工厂当了伙夫。
虽然已经与党组织完全失去联系，弓仲韬却并未忘记自己是一名党员。他白天做工，晚上教工人识字，宣传革命道理，鼓动工人抗日。资本家先是警告他不准和工人晚间聚会，见他不为所动，竟在1942年害瞎了他的双眼。
1943年，双目失明的弓仲韬历尽千辛万苦返回家乡，终于与中共安平县委接上关系，重新开始力所能及的革命工作。
“一路讨饭回来，人瘦得皮包骨头。”台城村百岁老人弓雕琢至今记得弓仲韬回乡时的模样。
有一种忠诚，源自牺牲个人、贡献革命的高度自觉
1939年5月18日，一个24岁的文弱青年带着残破的手掌和遍体伤痕，大步跨上一个土坑坑沿，回头喝问：“时辰到了吗？”
在十几天前的一次下村工作中，因汉奸告密被围，眼看村民为掩护自己惨遭杀害，这位上一年刚刚当选曲周抗日民选县长的年轻共产党员，在人群中举起拳头大声报出了自己的姓名：“我就是郭企之！”
被捕后，他被敌人用铁丝穿透双手，紧紧拧在一起，严刑拷打。
直到刑场上，敌人还试图用邱县伪县长的职务“打动”他——他，却纵身跳入了敌人为活埋他而准备的土坑。
一锹土一声逼问。
当黄土埋过他的胸口时，连汉奸也为之动容。
“不能暂时投降吗？”
《新华日报》记载了已经呼吸困难的他，用尽最后气力的回答：“不能，一分钟、一秒钟也不能……”
据不完全统计，1938年至1943年间，河北各抗日根据地，像郭企之一样牺牲的共产党员，仅担任抗日县长一职的就数以百计。他们中，大多是像郭企之一样，是在大革命失败后严峻的革命形势下，念着“严守秘密，永不叛党”誓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年轻党员。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在各种严酷的考验下，总有一批共产党员，在承受着身体和意志极限考验的情况下，严守党的秘密，在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践行着一名共产党员的忠诚。”冉世民告诉记者。
今天的年轻人，也许已经很难再去想象当年种种严酷的考验究竟意味着什么。
1927年，唐山最早的党员邓培在广州被捕，敌人向他提出：供出一个铁路工会干部赏一百元、供出一个党员赏二百元。邓培怒斥敌人后遇害。
唐山早期党员李树彝1932年被捕，敌人在逼供中砍断他的四肢、割掉他的舌头，他却始终没有泄露党的秘密，最终被敌人扔在河滩上血尽而死。
他们，在最危险的情形下、在最残酷的杀戮面前，像钢铁一样坚强。可他们，也和他人一样，有家庭、有爱好、有属于自己的万般柔情。
“郭企之出生于南宫县宋安庄村一个家境小富的家庭，在他牺牲前一年从老家南宫奉调到曲周工作时，专门为老母亲写下‘我的娘，儿的眼泪往肚里流……’的长诗。”曲周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张秀英告诉记者，正是不做亡国奴的信念，使这个学生时代曾经文静内向、爱好诗歌的“文艺青年”，在“九一八”事变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等着吧，我一定回来看你。万一我牺牲了，就是敌人把我的头挂在大街上，你也不要哭，要带着孩子坚强地活下去。”这，则是郭企之生前最后一次回家时，留给妻子的遗言——到他就义时，妻子腹中还有一个尚未出世的孩子。
是什么样的力量，使这些不同出身、不同经历、不同时代、不同性格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在极端的考验下成为“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是什么样的精神在他们身上绵延不绝、代代相传，使他们能够用超越凡俗的生死观，来回应“永不叛党”的誓言？
郭企之就义十年后，红岩的烈士们用一份带血的报告，给我们留下了真正的答案：“单凭个人的勇气和肉体的忍耐，是没法子忍受的。没有坚强的革命意识，没有牺牲个人、贡献革命的思想准备，便不可能通过考验。”
1927年4月李大钊被捕后，党组织曾通知郭隆真尽快转移，在党内已有相当威信和地位的她却冷静地表示，越是党遇到困难的时候，越需要有经验的同志继续工作。在她妥善的安排下，很多同志得以转移，她自己却始终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直到抓捕消息传来，最先得到消息的郭隆真仍是让在场的其他同志先撤退，自己却因为销毁文件未及时出走而被捕。”冉世民说，当时，正是郭隆真舍己救人的行为，保护了大批革命工作者的生命。
“忠诚，从来都意味着奉献和付出。在和平年代，在今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如此。”冉世民说。
有一种忠诚，可以超越生死和平凡
1931年4月5日凌晨，济南。
一群军警突然涌入山东省立第一监狱，将枪口对准每一扇牢门，然后逐一点出22名犯人的姓名。这其中，包括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在内，有三人曾先后担任过中共省委书记和临时省委书记，两人担任过省委秘书长，两人担任过团省委书记……
而当他们点到“张李氏”这个几乎不能算作名字的化名时，那位戴着女犯中少见的沉甸甸手铐的中年女性仿佛预感到了什么，当即放声高呼起口号。
军警在震惊中当场扣动了扳机，“张李氏”血溅铁窗，甚至没能来得及走上刑场。
这位至死确切身份都不为敌人所知的“张李氏”，就是一生先后六次被捕五次入狱、时任山东省委妇女委员会书记的郭隆真。
1929年，接上党组织关系的郭隆真很快被派到东北从事工人运动，在哈尔滨中东铁路三十六棚总工厂，她的公开身份曾经只是一名普通职工家属，也曾经在工作中再次被捕。
然而，在短短一年时间里，郭隆真取得了突出成绩，先后当选为中共满洲省委委员和满洲省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被时任满洲省委书记的刘少奇称为“在工作上最积极，在政治上又最正确的大姐”。
1930年，山东青岛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她又奉党组织之命，调到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的青岛，负责重建遭到严重破坏的党组织，直至当年年末以“张李氏”的身份又一次被捕。
“用今天很多人的眼光看，在党内具有很深资历的郭隆真这一次次的调动，绝非‘升迁’。反而，根据全国革命斗争形势的变化，她从来都是被派往革命斗争环境险恶的地方。而她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忠诚，首先体现在不计个人安危、地位高低，坚决服从组织安排方面。”冉世民分析。
隐姓埋名，不讲条件，不计个人得失、地位高低，到最危险的地方去，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曾经是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人的工作常态。
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觉悟，他们才能在关键时刻承受住生命中最严峻的考验，真正做到“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1932年高蠡暴动失败后，保属特委书记黎亚克被捕，遭到敌人的残酷审讯。在从狱中给中共河北省委传出的一张纸条上，他用颤抖的笔迹写下这样一句话：“我受刑很重，指甲都被拔掉，十指溃烂，但我的口中只有三个字‘不知道’。”
直到惨遭杀害，敌人一直没有搞清这位29岁的广东人的确切身份。同样因为使用化名的原因，这位曾在古田会议上排名仅次于毛泽东、朱德、陈毅而位列第四的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直到2000年，才在广东、河北等多地党史部门的查证下，经广东省人民政府审核，被批准追认为革命烈士。
残酷斗争中的忠诚与信仰，从来不是空话。
“对很多像郭企之这样的年轻烈士而言，生死考验可能只有一次，但他们在平凡而艰苦的日常工作中的表现，让我们相信，这种永不叛党的选择，绝非一时之勇。只有平时踏实主动、热情积极，经受考验时才能不被悲观失望打垮，挺得住、顶得上。”
张秀英告诉记者，曲周曾是冀南区较早成立党组织的县，可由于革命环境恶劣，党组织反复遭到破坏，由于缺少核心领导人主持工作，局面一直打不开。“直到1938年曲周县委建立后，加强了对党政军群的领导，健全了机构，在争取团结抗日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成为领导全县人民开展抗日斗争的领导核心，这与郭企之的工作密不可分。”
郭企之担任曲周县长时间虽然不长，却亲自带领游击队转入农村发动群众破路藏粮、坚壁清野、瓦解伪军，积极开展游击战，打击日军。白天秘密找干部谈工作、研究问题，夜晚带领工作骨干向敌人碉堡喊话，开展政治攻势，教育伪军。1939年2月，陈赓率部筹划在当地伏击日军，是郭企之带人化装进城，多方搜集情报，探测敌人动向，确保了著名的香城固战斗的胜利。
也正是因为这种超越生死与平凡的忠诚，才使他们显示出强大的人格力量。郭企之身后，亲眼见证他牺牲惨烈景象的一名伪军军官，在他的民族大义和坚贞气节的感召之下，毅然率部起义，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1964年，一位在孙辈眼中曾经“再平常不过”的老人，在自己临终前再三嘱咐家人：“一定要把我积蓄的1000多元钱交给党，作为我最后一次党费。”
1964年，对绝大多数普通家庭而言，1000多元还无疑是一笔巨款。连家人都很难想象，早已多年没有收入、从1959年起才每月领到几十元“老红军生活补助”的他，是怎样一点点攒下这1000多元的。
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弓仲韬，这位晚年随女儿移居黑龙江，早已没有任何党内外职务、没有任何社会活动的老人，用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最后一次表达了一个共产党员在平凡生活、时间磨砺中所能做到的最大忠诚——“活着就要为党做贡献”。
他，在生命的尽头喃喃细语：“这点钱也许能帮助党解决一点困难。”
“今天的党员，已经很少有可能直面革命战争年代那样最直接而惨烈的生死考验，但我们仍处在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在党取得执政地位的今天，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其实都意味着背离‘永不叛党’的誓言。”省委党史研究室宣教处副处长闫丽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永不叛党’的要求，从来都没有过时。”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在全面从严治党的今天，在全党必须正面回答“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实现长期执政”问题的今天，我们不禁要回望历史。
在历史的星空下，不论是在有形敌人的淫威下，还是在无形岁月的磨砺中，曾经有这样一些人——
他们，用顽强的意志和不计回报的付出，回应了“永不叛党”的誓言；
他们，用执著无悔的追求和一生的坚守告诉今人，忠诚是什么，永远有多远。
（感谢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大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