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时的王茂全
□河北日报记者 王思达
［阅读提示］
他们，曾历经挫折，被迫转移。
他们，曾身处绝境，无路可退。
错误的决策，残酷的战斗，恶劣的自然环境，每一项都足以让他们堕入失败的深渊。
但他们拒绝失败。
一次次绝处逢生，一次次转危为安，一次次化险为夷。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这群红色战士，不仅谱就了长征这一举世罕见的伟大史诗，而且铸就了无与伦比的精神丰碑。
是什么力量，让他们完成自我救赎？是什么力量，让他们从逆境中走向胜利？
“不迷信共产国际，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
“父亲1983年离休之后，为了更好地弘扬革命精神、教育下一代，决定把自己的经历创作成小说，整理成青少年读物。”老红军、河北省储备物资管理局原局长秦光的女儿秦爱华告诉记者。
“按理说，小说又不是回忆录，不需要过分严谨，可以合理想象。可父亲却不这么认为，为了材料准确无误，他冒着酷暑严寒，跑了14个省、21个市县，还找了30多个老战友，核对事实、时间、地名、数字。结果‘小说’写出来，与当年所经历的事一点区别也没有。”说到这，秦爱华有些“无奈”地笑了。
和秦光一样“较真儿”的，还有老红军、河北省军区原政委曾美。
“父亲性子直，说话做事从不拐弯抹角，他对人对事的要求可以用四个字概括：‘实事求是’。”曾美的大女儿曾丽明告诉记者。
“不论什么事，即便面对有可能得罪同事或者上级的情况，他也会有一说一，决不会虚与委蛇。他总是说，‘做什么都要讲事实，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当年如果不是坚持实事求是，哪有我们的胜利呢？’”曾丽明告诉记者。
作为遵义会议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实事求是”这四个字对曾美有着更深刻的影响和特殊意义。
“遵义会议召开前后，父亲在中央红军总部作战科当参谋，遵义会议的会址就是父亲奉周恩来的命令直接选定的，是原国民党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邸。”曾丽明说。
事实上，在遵义会议之前，红军刚刚遭受了重大损失。
“红军长征，过湘江打得很激烈。面对敌人40万重兵，不组织部队迅速摆脱敌人渡江西进，反而让8万红军在湘江一线摆开阵势和敌人硬拼。经过3天浴血奋战，出来时的8万人，最后剩了3万多人。”曾美生前这样回忆。
湘江战役的惨烈，加之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一次次战斗失利，让战士们想不通，一贯机动灵活、英勇善战的红军怎么就不会打仗了呢？
“后来我们才知道，以前带领我们打胜仗的毛泽东被剥夺了指挥权，一个叫李德的外国人成了红军的实际指挥者。”曾美回忆。
“李德是从苏联派来的军事顾问，带来的是很不一样的军事观点，还有‘短促突击’战术，没几个人懂，也不管用，红军损失很大。”因为在中央红军总部任作战参谋，曾美接触李德的机会比一般人更多。
对李德“印象不好”的不止是曾美。“李德一脸胡子，这个人不好，我们都反对他。”时任中央警卫连战士的老红军、北京军区原后勤部第七五八仓库主任张峰云生前曾这样评价李德。
“父亲生前说，李德不了解中国，不根据中国国情和红军实际情况灵活制定战术，而硬要红军套用他所谓的‘先进作战理念’。这才使得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开始长征，在湘江还损失了那么多部队。”张峰云的儿子张京生告诉记者。
为了扭转长征初期的不利局面，1935年1月1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
这是一次后来被评价为“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的会议。然而，作为亲历者的红军战士，当时却并不清楚会议的具体内容和产生的重大影响。
“天刚黑，柏宅大门上的煤油灯就被点亮了，博古来得最早，平时他很和气，但那天他披着大衣，沉着脸，表情凝重。随后，毛泽东和张闻天也赶来了，周副主席也来了……李德和翻译伍修权来得最晚。李德穿了一双大皮鞋，脸红乎乎的，好像很累。会议开了三天，每天都是晚上进行，凌晨结束。”遵义会议期间，张峰云就在楼下站岗。
“父亲后来说，当时他们只知道在开会，会很重要，有很多重要领导人参加。他们表情很凝重。不过会议结束后，毛主席出来的时候，看上去好像比较轻松。”张京生告诉记者，“让父亲印象比较深的是，博古走得最晚。‘他站在大门口，低着头不作声。’”
后来曾美和张峰云才知道，这次会议纠正了“左”倾思想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开始确立实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党在最危急的关头，表现出了强大的自我纠错能力，从而也牢牢把握住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和方向。
50年后，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这样写道：“遵义会议结束了，长征继续进行，毛泽东在掌舵。中国的道路——至少今后半个世纪的路——就这样确定了。”
“当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下来时，参谋们心情都十分高兴，有的竟哼起了小曲。”在曾美的记忆中，“那是离开苏区开始长征以来，作战科气氛最为活跃的时刻。”
“遵义会议就是实事求是、独立自主解决问题的最好证明!不迷信共产国际，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曾丽明说，曾美生前每次提到遵义会议，都毫不掩饰兴奋和自豪。
而对于更多的普通红军战士来说，他们当时还不明白遵义会议对中国革命的意义，只知道“打胜仗的日子又回来了”。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父亲身体比较好的时候，每每谈起长征期间打得比较经典的战斗，总忍不住反复哼唱那句‘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一唱三叹，特别由衷。”2016年8月20日，记者在石家庄见到了老红军、河北省军区原副司令员王茂全的儿媳孙秋丽。
今年105岁的王茂全，是此次报道中记者采访到的省内仅有的三位健在老红军之一，也是已知在河北休养的年龄最大的老红军。因为身体原因，老人已不能接受采访，但其家人的讲述，仍将我们带回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那是遵义会议后的第一次大仗，我们打得特别漂亮！”孙秋丽说，王茂全每次谈起四渡赤水，都会露出颇为得意的神情。
王茂全的“得意”绝非夸张。如今，四渡赤水已经被人们奉为以少打多、变被动为主动、在运动战中歼敌的经典战例。
而对当时的红军战士们来说，四渡赤水更大的意义在于：无谓牺牲少了，打胜仗的日子又回来了。
“父亲曾说，四渡赤水和湘江战役时的情况类似，都是我们几万人对敌人几十万人，但结果却不一样了。”孙秋丽说，“因为不再硬打了，都是来回穿插，不停机动，集中优势兵力打敌人一部，打完立刻就走。”
“赤水之战持续了一整天，我们歼敌不少。晚上十点，我们得知敌人的增援部队来了，于是决定撤退。我们搭了渡桥，桥是晚上修好的，而黎明时红军主力已过河走出十五公里了。”王茂全后来已不记得这是几渡赤水时的情形，但对当时红军的机动性和执行力却一直印象深刻。
“长征是独一无二的，长征是无与伦比的。而四渡赤水又是长征史上最光彩神奇的篇章。”索尔兹伯里曾这样评价。
审时度势，机动灵活，战斗策略的改变，不但为红军赢得了生存，也为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积累下宝贵的军事思想财富。
如果说四渡赤水充分体现了红军的机动灵活，强渡大渡河和飞夺泸定桥，则更多展现了红军的执行力和勇气。
“父亲曾说，强渡大渡河是他在长征中最刻骨铭心的战役。”孙秋丽说。
“父亲多次向我们描述过当时面临的困难。大渡河两岸地形非常险峻，水流湍急，河面宽约百米，很远就可以听到激流的咆哮声。‘那是长征以来渡过的水流最急的河流了，比乌江、金沙江还要急。当时，大渡河上没有桥，也很难架浮桥。当地老百姓都劝红军不要去送死，河水深，对岸有国民党军队。’”孙秋丽告诉记者。
但王茂全后来重复最多的一句话是：“战士们都说，我们能过去，绝不做第二个石达开。”
“5月25日拂晓，在第一次渡河失败后，强渡大渡河的战斗再次打响。在王茂全等机枪连射手的掩护下，17名英勇的战士乘着唯一的一条小船，在惊涛骇浪中，冲到了河对岸，打垮了敌人的防御，占领了滩头阵地，并掩护后续部队一船一船地渡过河去。
“我一直在想，是什么让红军战士们面对天险而义无反顾、毫不退缩，在第一次渡河失败的情况下，仍坚信自己能取得胜利呢？是相信胜利，不怕任何困难的革命英雄主义。”孙秋丽认为。
这是一支找回了自己最擅长战斗策略，且勇于牺牲、敢于为胜利付出一切的铁军。他们也因此能在最危急的时刻，做出最果敢的决断，采取最迅速的行动，并赢得最后的胜利。
由此不难理解，飞夺泸定桥这场激战所创造的震撼了。
老红军、开国上将杨成武的女儿杨东荣介绍，当时担任夺取泸定桥任务的，是杨成武任政委的红四团。
从安顺场到泸定桥有300多华里行程，要求两天半到达。沿河赶往泸定桥的过程中，河的对岸就是国民党的增援部队，红军必须赶在敌人之前夺桥。
“第一天他们边跑边打，大概走了七八十里路。但因为任务时间提前，父亲所在的红四团必须在第二天行军200多里，这是多么不可想象的一段距离啊！”杨东荣感慨。
“父亲后来告诉我们，当时他腿上的伤口还没有全好，走路有些不大方便，大家都劝他骑着马走。可父亲觉得这正是起模范带头作用的时候，很多时候都坚持步行。他甚至以挑战的口吻向大家说：‘同志们，咱们一块儿走吧！看看谁走得快!谁先走到泸定桥！’”杨东荣说。
“那样的行军速度，创造了红军长征中的奇迹。想想现在，一天开车开几百里可能都会觉得累。那时候他们是以一种怎样的决心和精神坚持下来的呀！”
到达泸定桥后，汹涌咆哮的江面上，只剩下了13根碗口粗的大铁链子，江面上9根，两侧各两根用来当扶手的铁索，对面是国民党守军。
“在敌人凶猛的火力封锁下夺桥，是一项九死一生、极有可能有去无回的任务。但为了争取这项任务，父亲手下的几个连长居然几乎吵了起来。在决定从二连挑选战士组成突击队员后，一连和三连的战士们居然‘意见很大’。”杨东荣告诉记者。
最终，红军战士冒着敌人的猛烈火力，赶在敌人增援部队到达前攻占了泸定桥。
“根本还是依靠群众啊！”
作为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委员，秦光用他出版小说、诗集得到的稿费购置图书，全部捐献给希望工程、灾区、部队。
“我觉得我身体还不错，还不能死，还要多为群众做点事。”当亲耳听到99岁的秦光用力说出这句话时，一股莫名的感动涌上记者心头。
2001年，时年89岁的老红军、河北省军区原顾问张方明老人回了一趟老家。
“看到熟悉的家乡，老人家激动又亲切。但是看到家乡黄安（今湖北红安）有些群众依然很贫困，他心里又非常难过。后来几年中，张方明年年捐资助教，帮助家乡发展。”张方明的儿媳妇秦保华告诉记者。
“我们红军来自群众，只有依靠他们，我们才能胜利，我们永远不能忘了他们。”秦保华一直忘不了张方明说的这句话。
在这些出身贫苦的红军战士们心中，群众永远是他们的根。
张峰云永远忘不了长征开始、离开根据地的那一幕：“走的那天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知道我们要走，热情的房东特意准备了一顿丰盛的午餐，蒸大米饭，炒空心菜，还有香甜的月饼……房东全家，还有好多乡亲一直送我们到村口。他们问我们啥时候回来，嘱咐我们要小心。我们不知该怎么回答，只是一个劲地点头，战士们都流下了眼泪。”
“父亲跟我们说，长征时困难很多，有敌人的围追堵截，有恶劣的自然环境。但最大的困难还是离开了根据地，离开了支持他们的百姓和群众。”曾丽明回忆，“在根据地，无论作战、行军、养伤、吃饭，都有老百姓支持，战士们心里有底。到陌生的地方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
“老伴儿生前跟我讲，过藏区难啊，文化和生活习惯不同，语言又不通。他们没见过红军，不知道红军是干什么的，就躲起来，有少数人甚至还袭击红军。一开始粮食也筹不到，战士们只能饿着肚子。”老红军、邢台军分区干休所原政委李光照的遗孀王竹琴告诉记者。
“有一次我父亲他们走到了四川一个村子。那时老百姓中间流传着一种说法，说红军个个红眉毛、绿眼睛，是吃人的怪兽。所以老百姓一听红军要来，吓得都躲到了山上，只剩下一些上了年纪实在跑不动的。”秦保华介绍。“后来，人们发现红军战士不但对他们秋毫无犯，甚至还主动帮他们干活，才从山里跑了回来。”
亲眼目睹了红军的军纪严明后，藏族同胞们也放下了戒备。
“我老伴儿经常夸赞藏族同胞好客，有些藏族同胞还主动给他们当向导。”王竹琴说，“他后来说，长征得到了老百姓支持，就一定能胜利。”
1935年9月，张峰云随红一方面军攻破腊子口，到达甘肃宕昌的哈达铺。进入甘肃后，红军及时颁行了《回民地区守则》。
“父亲生前还记得守则的部分内容：不经允许不能宿营在回民村，不借用回民的锅碗，不随意进清真寺……”张京生说，该守则是中国共产党较早的民族政策，得到红军官兵严格遵守。红军因此受到了回族群众的拥护，并有了回民独立师和回民自治县。
“但父亲印象最深的，还是他们离开时的那一幕：1935年秋，父亲随红军离去那晚，当地群众自发组织，打着灯笼，擎着火把，护送红军北上。‘那一晚，夜如白昼，仿佛回到了江西的革命根据地。’”张京生说。
在长征过程中，还有一支特殊的队伍，他们的人数不减反增，队伍得到了壮大。这就是红25军。
“红25军于1931年创建于鄂豫皖苏区，1934年11月，红25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开始长征，出发时有2980余人。1935年9月先期到达陕北时，则有3400多人，比出发时人还多。”作为当年红25军的一员，秦光颇感自豪。
“为什么我们能做到？除了指挥得当、作战顽强，根本还是依靠群众啊！”秦光说。
依靠群众，让这支历尽劫难的军队，在穿越大半个中国的艰难征途中，不断从坚实的大地中获取前行的力量。
后来，毛泽东在谈到长征的意义时曾形象地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长征所过之处，改变了群众对红军的认知，进一步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孕育了新的根据地雏形。
他们从挫折走向胜利！
他们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