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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风|“探源中华文明 倾听燕赵跫音”之行唐故郡遗址:鹿鸣东皋

2022-09-23 06:48:47 来源:河北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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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郡遗址,位于行唐县城之北十公里故郡村,自2015年开展考古工作以来,先后入选“2017年中国考古六大新发现”和“2021年河北六大考古新发现”。

故郡七年,是一段深美而异气的时空旅程。百卉千葩的文化信息蕴藉隽永。考古,凝眸故墟,透物见人。通过环环相扣的高难度技术流,让历史复活、智慧起舞。“故郡村”因北魏唐郡治所废迁而得名。村名镌刻着建制巅峰的荣耀,而那一品异情殊趣,何止一千五百年的老熟陈化?云雾雨露霜霞虹,野屋夕烟翰墨灯,思周礼,怀国风,捻土回金意纵横。田野考古,一铲一刷旋波回雪,一痕一影娓娓言说。那一件带有线刻的怪异铜器,虽不似鼎壶遍体生花,却依然令人情有独钟。它外表斑斓的锈彩薄如蝉翼,孔雀绿里氤氲靛蓝,鸡血斑下晕散锡光,弥散着悠远的年代质感;内里漫漶迷离的水银光,似碧潭雨霭,诡秘莫测。壁上缥缈的游丝线刻,搅动着《诗经》的流风余韵,铺展一场大争之世的列鼎飞觞。

铜鉴和铜匜。

鉴影度形

考古学意义上的器物定名是一场认知突围。这件编号为M53∶7的圆形容器,外形古朴,似不陌生。与之样貌近似的铜器好似龙生九子,有盆、鋗、洗、盂、杅、盌、铫、盘、鉴,名字五花八门,用途各有侧重。如何析分?需综合形制、用途、铭文、时代而深入对比。

今人把口大、腹深、底小,用来盛物或洗涤的圆形器皿叫作“盆”。东周时期(包括春秋和战国)自铭为盆的铜器,却并非如此,而是特指一种带盖双耳的盛食器,在祭祀时盛血。它始于西周中期,春秋晚期后消失。战国偶见一种无耳束颈之盆,西汉才演化出类似今天脸盆之形。它们的时序或器型与M53∶7各行其道。

“鋗”多见于汉代,是一种温煮器皿或制作面食的炊器。狮子山汉墓一件铜鋗盛着搓澡石,并有“沐浴”铭文,是用来加热洗澡水的。鋗与盆不易区分,满城汉墓的两件相同之器,竟至于分别铭曰盆和鋗。鋗常有刻铭,用作计量标准器,如海昏侯的“食官鋗”。而凡称鋗者似乎皆因自带铭文。

洗略似脸盆,战国晚期由鉴、盘分化而来,但并不能确定是盥洗专器。流行于汉代,应是俗化后改名,若把M53∶7称“洗”,不免随意。

另外,盂是盛饭的敞口器具,一般圈足深腹。杅形似盂,是和勺同出的盛浆汤器。盌是大口小腹的容器,主要盛饮食。铫敛口折沿、弧腹圜底、器深壁薄,用来熬水煎药煮东西。虽然它们均可盛水,但非专门水器,且腹之深,甚于M53∶7。

自成一格的M53∶7,圆口微敛、弧腹平底、双耳垂环。单凭形状从纷纭器类揪出它的名称,有似水底捞月。

“共生关系”是重要的考古视角。M53的礼器组合,有食器二鼎一敦,酒器两壶。而根据礼制,通常还要有青铜水器,不外乎承水器、注水器、盛水器和挹水器四种。商周时期贵族在祭神拜祖、宴飨之时,要行严格的“沃盥之礼”。“沃”即浇水,而“盥”,字面还带着甲骨文的形神,像水冲手后落入下面的器皿。这样的“洗手”十分讲究,年轻人捧着盘子在下面接水,年长者从上方浇水冲手,洗好之后,递上帕巾擦干。如此郑重之礼,稍不留神也会生祸。晋文公重耳流亡到秦国,秦穆公之女怀嬴,捧匜浇水让他洗手,他没接帕巾,随意甩手,惹来嗔责,慌忙解去衣冠、自囚谢罪。

盘作为礼器不可或缺。在西周中期以前,“沃盥”流行盉与盘配合,西周晚期后,匜和盘是绝佳拍档,即用匜倒水冲手,用盘承接洒落之水。战国以后,“沃盥之礼”渐渐废除,盘亦被“洗”替代。M53墓葬中恰有一件铜匜M53∶1,形如瓢,前有流,后有鋬,匹配之器就是M53∶7——所以M53∶7应是地地道道的水器。那么它会是盘吗?纵观春秋战国铜盘,均敞口、浅腹、圈足或三足或四足,口径与高之比大于3。而M53∶7敛口平底,口径与高之比小于3,腹比盘深,称之为盘很牵强。

灵感是志、精、勤碰撞的火花。细细清理保护,研思不怠。铜器内壁除去有害锈,需要用纯水浸泡,水中倒影令人顿然想到镜子。“镜”,古称“鉴”或“鑑”,字源为“监”,甲骨文写作一个人弯腰看盆照颜的模样。“鉴”作为以水照容的动作,后来引申为盛水器具。它早期为陶制,春秋时期有了铜鉴,因而“监”加了金字旁,在左为“鑑”,在下为“鉴”,二者通用。《说文解字》说“鉴,大盆也”。在铜镜普及之前,就是用“鉴”盛水当作镜子。“鉴”的形制一般为广口、深腹、双耳或四耳、平底或圈足。既然是水器,则以它盥洗承水,大者用来洗澡,入理切情。鉴还可用来温酒或冰酒。

铜鉴主要流行于东周时期,是高级贵族才有实力铸造的重器,不仅是生活用具,还是规范行为和秩序的礼器。青铜鉴始于春秋中期,盛于春秋晚期和战国时代,西汉仍有。灵寿穆家庄中山国墓葬水器M8101∶4,与M53∶7径高之比相似,发掘报告和考古学家朱凤瀚先生的《中国青铜器综论》,都称为“鉴”。M53∶7代替盘,而与鼎、敦、壶、匜成组,作为身份等级的标志。它正是一个既能照容又可与匜匹配行“沃盥之礼”的青铜鉴!

鉴和盘上常有铭文,如史墙盘、虢季子白盘、吴王光鉴等,故郡出土的这件铜鉴,去锈后会有奇迹出现吗?

披图识鹿

心有所向,路无迷惘。一遍遍检视,铜鉴M53∶7内壁闪着灰黑色泽,有似烟火微熏。凸起的几簇酥碱,像急雨滴落水面溅起的浮泡。待拭去绿尘样的粉锈,但见游丝袅娜,细绾秋蛇。是线刻吗?确是肉眼难辨。

科技赋予考古化腐成奇的功力。一束X射线打在内壁,幽蓝的光影里,迸现两只大角肥鹿!“呦呦鹿鸣,食野之苹。”古时的故郡原野,许是《诗经》描绘的这般景象?

审视图景隐约可见:地平线横向延展,沙丘波浪起伏;鹿头高昂,腿肘屈曲,似在丘陵跳跃追奔……随着X光游移,一场宏大叙事徐徐拉开,图画竟然布满铜鉴的整个内壁和底面,笔画细入毫芒,虚无缥缈。

画家、研究员、电脑、X光机,踯躅数月,方才绘出展开图。然而,把两头鹿放到图像整体布局中,却发现鹿头向下,波浪线原来是绑腿细绳,地平线是吊挂绹索。当初,因视角局限,并带着对岁月静好的天然期盼,把一场僵冷杀戮,误作了温情戏逐——图中之鹿,竟是射获的猎物!

展开后的全部图像,上下三层。天空八只夔凤一顺飞翔;地面两处高台建筑,二十六人在装弓备箭、宰牲庖厨、射猎宴饮,树木猎车依稀掩映,清尊镬鼎酒肉飘香;鉴底腾蛇、双圈环绕,外周八条、雌雄勾连,内周四条、蜕故孳新,寓意生命繁息。这只是一场简单的狩猎和欢饮吗?不!联想到别处亦曾发现类似图像,它可能反映着传统“射礼”。这是一种以竞射、乐舞、宴饮为载体的重要礼仪,是生产、审美同儒家思想融为一体的特殊文化形态。

“射”即射箭,乃中国古代六艺之一。“射”是壳,“礼”是核,射手讲求修养、风度、礼节。射礼起源于原始狩猎,商周时期渐从军事训练性质,演化为“立德正己”之礼。今人陌生的射礼,清朝以前三千年绵延不衰。《诗经》里的猎手,个个都是勇武而谦逊的翩翩君子,就是“射礼”流行而潜移默化之功。春秋乱世,儒家铸剑为犁,将大杀器弓箭变成道德教化之具,指引平和之道,意味深长。射礼的奇特形式和德育功能,在中华诸多礼仪中,像一颗耀眼之星,绽放着动人魅力。盥洗水器之壁,是考古发现线刻最多之处,除了敞口便于作画,当有礼度劝化之意。此图就是活生生的“历史化石”,而猎鹿似有商周早期“射牲”(祭祀活动中射杀动物献给神灵祈福)遗影。它到底属于哪个具体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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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鼎。

望尘战国

壁龛是东周墓葬常见之制。拆掉封堵M53龛门的鹅卵石那一刻,墓葬的时代便锁定东周。建有酒池肉林的商代,酒器五花八门,随着一部禁酒令《酒诰》颁布,西周铜器种类出现淘汰和更新,以前风行的酒器觚、爵、角、斝、觯、觥、彝在西周中期渐趋消亡,在M53龛内一无所见。而映入眼帘的鼎、敦、壶,显然是春秋晚期—战国中期的流行风。细究器物,又缩小了断代区间。

先看铜鼎,蟠螭纹以单元图案模子连接压印,是东周铸造工艺改进的结果。圆腹、附耳、蹄足,盖似覆钵,有三环钮,乃中原东周特色。拱形盖是春秋中期以后铜鼎的显著变化,它是在经过编织茅草、竹、木当盖、再到模仿木盖的平顶铜盖之后,改进而成的顶盖形制。因立耳外移为附耳、腹呈子母口,所以扣合更加严密。由鼎的形制来看,其上限不会突破春秋中期。

再看青铜壶,其红铜铸镶纹饰,始于春秋中晚期,至少也把墓葬年代精确到春秋中期以后。敦,好似一个外星飞行器,穿越千年依旧银光闪闪,此类器物始于春秋中叶、兴于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遽衰于战国晚期,特别是上下对称的椭球西瓜敦,乃战国标准敦形。铜匜,类似于瓢,其腹口椭圆、敞流上翘、弧壁平底、尾鋬圆环,正是楚文化扩张、取代北方传统的战国早期之匜的标准形制。

最终,铜鉴M53∶7的画风,将其时代锚定在战国早期。“铜器线刻”是春秋晚期创于南方吴越的新技术,与南方同时或略迟至战国早期,亦见于北方重要墓葬里,战国中期以后消亡。图像中举行飨礼之处,春秋末年为露天,而M53∶7移到建筑内,则为战国早期特征。

亮眼的文物总是受人青睐,但它们却不是考古全部。考古是要还原完整的社会生态系统,召唤遗失在历史烟云的古风,人畜骨骼封缄生命密码,蛛丝马迹皆是史河舟楫。铜鉴刻画的场景,一直在脑海回旋。天天行寻沃野,谁不期待邂逅一个贯通今古的“虫洞”!咯咯远飞的雉鸡扇起层层麦浪,烟霞里羊群咩咩牵走悠远遐想:两千年里是否每个初夏都会飘起麦花香?西坡牛羊还记得风吹草低?东皋兰芷可听过惊鹿幽鸣?

显然,仅靠“划地层、分器型”的传统考古方法回答不了这些问题,是多学科合作和科技介入,让行唐故郡遗址考古峰回路转。

白狄鲜虞

动植物考古,似有倒转时光的“还魂术”。

先看植物考古:从760升战国土样中,浮选出炭化植物种子420粒。其中,杂草种子占61.4%;粟、黍和小麦三种农作物占38.6%;还发现1粒稻米基盘遗存。

再看动物考古:鉴定了27匹马、38头黄牛、352只绵阳和山羊骨骼,还有兔子、鸡和鱼的骨骼。马的线粒体DNA及锶同位素测定,不仅显示这些马匹母系多源,还能重现动物毛色。殉牲坑尚存一块鹿的颌骨,灰坑内亦出有鹿角,更是野鹿栖息的明证。这些成果,令彼时故郡的农牧渔猎旧景重现:前见两条河流携手相拥,后有太行余脉三面环绕,蓝天白云,稻麦飘香,水草丰美,兔走雉飞,牛羊漫野,骏马奔腾,角鹿鸣野,鱼戏水流。

故郡遗址发现的动物骨骼多属殉牲,提供了确定民族和文化属性的特殊证据。牛耕始于春秋末年,随着战国铁器时代到来,铁犁牛耕,犁出中原文明与游牧民族的分野,引发经济、文化、社会璀璨发展。牛从食用、祭祀、赏赐和交通工具,化作农事象征,和马一起渐渐成为绝对的国家战略物资。《礼记》立下规则,“诸侯无故不杀牛”;商鞅更是立法,“盗马者死,盗牛者枷”;《资治通鉴》曰:“牛乃农耕之本,百姓所仰,为用最大,国家为之强弱也。”杀殉大量牛马,绝非中原农耕文明的习尚。

“头蹄葬俗”,显示迥异于中原的经济生态和文化系统。牛和马,羊和鹿,只取头蹄殉葬,而躯干和四肢拿去食肉和制作骨器,畜牧业是其最基本、最重要的食物和大部分资料来源,狩猎作为补充,并以牲畜和猎物头蹄陪葬,形成特定而引人注目的葬俗——他们是游牧民族吗?

体质人类学为这些疑问打开了一扇窗口。人骨形态显示,故郡遗址人群具有北方和中原两种来源。从遗址提取的DNA及获得的线粒体DNA序列数据表明,北方群体从长城地带甚至以北地区南下而来,他们的DNA谱系单一,男性肢骨出现与骑乘等行为有关的“骑马人小平面”等特点,口腔状况普遍较好,少见典型农业人群常有的、食物结构引起的牙周炎、龋齿、牙结石等,女性个体的男性化特征明显,两性分工并不明确。从中原地区北上的群体,DNA谱系复杂,两性体质差异相对较大。文献与考古参照,留下殉牲的那些北方贵族,应是建立中山国的白狄别种——鲜虞。

丰富多元的信息,鲜活而立体地呈现出故郡遗址的族群来源、经济业态、饮食结构、风俗习惯、社会分工乃至文化信仰。白狄部落,从晋陕北部交界处的黄土高原,千里跋涉,穿越太行山,来到大沙河冲积扇的水岸东皋。他们可是为猎鹿而来?不是,也是!

铸镶红铜纹饰青铜壶。

和羹之美

鹿,美丽、敏捷、温顺,既肉味鲜嫩,又成为巫术、图腾、神道升仙的精神表达,还因谐音,而寓意富贵和通达,是历代喜爱的猎物。远在石器时代,人们以鹿角和骨骼制作武器,能否猎逐鹿群获取武器甚至成为战争决胜的砝码,进而由统治者对权力的追逐,演化出“鹿死谁手”“许田射鹿”“逐鹿中原”等喻含争夺天下的成语和典故。鹿,竟有了帝位、权力的文化意象。

M53墓葬中出土的龙虎纹胸甲弥散着铁血气氛,戈和剑是故郡墓主人身边最常见之物,流露枕戈寝甲和渴望功名之情。他们被时代卷入争雄的洪流,在中原北鄙,错处雄国燕赵齐魏之间,“封疆恢霸道,问鼎竞雄图”。他们追逐的,是那头最肥之鹿——天下。

春秋时期白狄东进太行山中段,建立以行唐、正定、平山、灵寿一带为腹心的“方五百里”的中山国。这个有农有牧的地方,四方冲衢的地理形势,也是强国觊觎的诱惑之“鹿”。《中山狼传》说晋国上卿赵简子曾经大猎于中山,《列子·黄帝篇》记载赵襄子更是率徒十万狩于中山。如此兴师动众,显然打猎只是幌子,实是借喻攻战。中山国先与晋国连年争战,后与赵魏齐燕兵火连天,虽公元前406年被魏国借道攻灭,竟于公元前381年神奇复国。因为占尽地利,中山国才能亡而复兴,纵横决荡,“五国相王”,在河冀地区同燕赵双雄鼎立分疆,成为战国兴衰的“枢辖”。

中山国地处赵国东北,横阻南部邯郸与北边代地的通道,恰似赵国虎口衔着一头“肥鹿”,垂涎百年,久吞不下。但实力决定一切,号称第八雄、兵车九千乘的中山国,终究与万乘之国力量悬殊,在公元前296年,被雄心万丈、“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收入囊中。

传奇是一轮心中月:“鹿千年化为苍,又五百年化为白,又五百年化为玄。”墟野含风、依稀玄鹿长鸣,考古为枕、梦回故国中山。行唐故郡遗址是解密中山国史和戎狄华夏化进程的一个关键链环。融合是其核心价值,突破和超越是其内在魅力。取代兽面纹而兴起的蟠螭纹,取象于龙,映射群雄逐鹿的雄心。射礼图像,人成主角,走向觉醒。基于铁器精进而兴盛的线刻,起于吴越;铸镶技艺和铜匜器型,播荡楚风;中原车马礼器制度同北方殉牲风俗,妙合奇俊。不同区域和族群交往互动,是文明蓬勃的沃土。中山国虽小,但合异包容,顽强进取,其积极精神和瑰丽气象,流漫在亘古依然的山河原野间,附着在古老器具及纹饰图像上,收藏在随风飘落的一粒种子里……而这一切,通过考古变得可以触摸和感知。白狄族群,突入诸夏文化圈,兼收并蓄四方文化精华,创造了骁悍和礼雅兼济的灿烂文化,绽放勃勃生命力和强大感召力。正是多种文明碰撞与融合,才使春秋战国成为中国原生文明的高原。 (张春长)

责任编辑:张永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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