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风｜​​史者的情怀

刘国权。畅婉洁摄

每当我从书柜里抱下——不是拿，必须双手双臂一起用力抱——那部特别厚重的书《蔚县志(1989-2011)》时，对那些像司马迁一样执着于我们历史的编著者，我的敬重感便油然而生。不仅如此，在这份敬重感里，还总是包含着隐隐的悲壮的意绪。

一

我们说，《蔚县志（1989—2011）》（下称《蔚县志》）与《史记》当然不能同日而语，它的编撰者们与司马迁也不能相提并论。但是，在这部290余万字志书的背后，对编撰者而言，同样有许多动人心魄的故事。譬如：从接受编写任务到出版，长达14年的艰辛付出；14年里青丝变白发，撑过无数焦虑、煎熬、拮据与委屈；还有，身体的困扰与对家庭的愧疚，精神与意志上的挫败等。最终，这些都没有阻拦住他们：一部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志书，一部35编、176章、706节、290余万字、1524页的厚重而优秀的地方志，出版了。

这部“大书”，比蔚县的古城墙砖还厚、还重。

在志书出版前的两年间，几百万字书稿正处于紧张校对阶段，因长年久坐等原因，执行主编刘国权三次住进医院做前列腺手术，40多天的疼痛，他忍了过来，竟没告诉任何人。瘦弱的妻子心疼不已，只能默默帮他校对。拿到出版后的《蔚县志》不久，刘国权的一只眼睛突然模糊不清，医生检查后对他说：“眼睛不仅是心灵的窗户，也是身体的窗户，现在你窗户上的玻璃和窗框全坏了，你太不爱护自己的这扇窗户，你把它累坏了……”

医生把刘国权的右眼晶体和周围的“窗框”全部摘除，换上了人工晶体。然而这次大手术，他依然没有告诉任何人。

其实，在志书编撰进入第7个年头时，因种种困难，刘国权对于工作无法推进的焦虑已经非常严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压力，让他患上了严重的失眠，没有安眠药根本无法入睡。但是，他藏起医生的诊断书和要求他“停止工作，开始休息”的叮嘱，仍然以顽强的意志，坚持到这部志书出版。

2021年5月，拿到由九州出版社出版的《蔚县志》那天，作为执行主编的刘国权哭了。他抱着重达4公斤的书，坐在沙发上不住地流泪，嘴里喃喃自语：“太难了，太难了！”

妻子下厨炒了两个菜，说为此书终于出版好好庆祝一下。刘国权平日酒量可观，但那一天，他没喝两口就醉得一塌糊涂……

一部当代县志的编撰，与流传千古的史志自是无法比拟，但浸融其中的意志与信念的坚韧，责任与理想的超拔，是可以并论的。史者情怀，千古传承——时任县委书记梁昆和时任县长刘瑞格为此书庄重写下了序言，我们从序言里读到这样一句话：这是全体编撰人员用心血为蔚县筑起的又一座文化丰碑。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蔚州古城南安寺塔。蔚县县委宣传部供图

二

蔚县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早在1994年，蔚县就较早地认识到本地历史文化中蕴藏的宝贵价值，并开始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年轻的刘国权一直参与该项工作，一开始便为申报写下了3万余字的文字资料。

2018年5月，国务院公布蔚县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这距离当初的申报，已走过了漫长的24年。得到消息的那天，刘国权乐不可支，在家里又喊又笑，独自把酒畅饮。妻子后来悄悄对人说，他那样子与范进中举没两样。

“当年谁都没有经验，不知道该怎么申报，也不清楚古城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刘国权回忆说。参与申报工作后，他便与调查组一起远赴山西代县、平遥，还曾独自奔赴湖北襄阳等地考察。

做好古城申报的首要工作，就是要好好研究古城。漫长的24年，刘国权一头扎进研究蔚县古城的建筑、文化和历史之中。随着学习和研究的深入，他也逐步看到了这片土地的历史是多么灿烂辉煌——

2300多年前，赵武灵王倡导的那场史诗般的“胡服骑射”创新改革，其背景就与蔚县这片热土有关；

历史上商周时的代国、秦汉的代郡均指蔚县，赵襄子灭代、代王夫人（赵襄子的胞姐）“磨笄自刺而死”的悲壮一幕也发生在蔚县；

北周宣帝大成元年（公元579年）时蔚县改称蔚州，北周大象二年（公元580年）置蔚州城，蔚州作为“城”存在，距今已有1400多年；

千年的“古城文化”，为塞外这片寒凉的地域留下了太多国之宝器，截至目前，蔚县发现的不可移动文物超过1600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有21处之多。

悠久的历史为蔚县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文化遗存，刘国权为生他养他的这片土地而骄傲。

他开始常年奔走于古城、乡镇、农村，调研、查证、走访。在刘国权的文件柜里，满满当当地收藏着他多年参与起草的大量文件，这些大多是他的手写稿，时间跨度长达24年。有些初期的手稿已经泛黄，不少文件的空白处留着他密密麻麻的修改批注，留着他和同仁24年申报过程中付出的心血与劳苦。

申报之路是对蔚州古城再认识再发现的过程，也是刘国权自我成长、自我重建的过程。刘国权对古城的一砖一瓦倍加珍惜，天性中的严谨和认真，让他无数次爬到十几米高的古城墙上，用盒尺一块一块地丈量古城墙砖，从城砖的不同尺寸，他发现蔚州古城墙原是由多处砖窑烧制的；由此丈量他还得知了现存完好的蔚州古城城墙有1600米，这一调查是对资料中“原城墙周长是3500米”的重要补充；与此同时，研究古城布局结构则使他发现，蔚州古城是一座不规则的“兔”城，并不是像中国许多古城那样中规中矩、正南正北有中轴线……这些关于蔚州古城建筑的发现，先后被《张家口晚报》《人民日报》等媒体报道。

申报是为了传承。刘国权意识到，必须让更多的蔚县人了解古城的历史和文化。为此，他为全县在校中小学生、导游、出租汽车司机、县直机关和乡镇干部、政协委员、县委常委等群体授课50多场，听众多达5000余人；他亲自帮助县里几所小学编写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蔚州古城》《河北历史文化名镇——代王城》《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暖泉》3本教材；他还参与了央视《走遍中国》《记住乡愁》《国宝档案》《中国影像方志》栏目以及旅游卫视、河北电视台等拍摄的7部纪录片，为这些节目提供了大量的史料。妻子嗔怪他：从年轻说到老，牙都快掉光了还在那儿说。可他只想为家乡文化走向世界，倾尽心力无怨无悔。

刘国权曾连任6届县政协委员，从当选政协委员起，他就时时刻刻想着如何发挥一位政协委员的作用。这个天性正直、敢于仗义执言的蔚州汉子认为，既然是政协委员那就要真正担起责任。他在20多年里，写出调查报告并在委员大会上的发言多达20多篇，提交政协提案40多件，其中《关于继续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建议》《关于护城河治理的建议》《抢救濒临失传蔚县秧歌尽快申报国家非遗项目》等，都被评为优秀提案。他把别人看起来平淡闲静的文史研究工作，谱成了人生中一段无悔无憾的峥嵘岁月。

蔚县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图为古村落宋家庄镇邢家庄村。 新华社发

三

2002年3月，蔚县申报历史文化名城的工作还在进行中，刘国权久病卧床的老父亲病逝了。没多久，他也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失亲的悲痛加上离岗的失落，他一时有些茫然。此时，县政协又让他主编《佛寺与蔚州传统文化》一书，他很快调整了情绪，担起了这一重任。

接下来的4年多时间，刘国权和编写组人员走遍了蔚县22个乡镇、100多个村镇，考察了80余座寺院和遗址，访谈了500多人次，行程上万公里。2007年，一部30余万字的《佛寺与蔚州传统文化》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媒体报道中称赞此书“是一部珍贵的、抢救性的历史资料性著作，在蔚县历史上尚属首次”。

从1982年到2009年，刘国权已经在县政协的文化史料研究工作中坚守了27年，为生他养他的这片土地贡献了最宝贵的年华。27年里，有多少人调走了，有多少人成了商海富翁，唯有他纹丝不动、一张板凳坐到底。

《佛寺与蔚州传统文化》一书出版后，刘国权想着此后就可以歇下来、与儿孙一起享受天伦之乐了——他办理了退休。可就在这时，他又接到担任《蔚县志》常务副主编（后改为执行主编）的任务，主持编修县志。

当时，是“走”还是“留”，让他产生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尽管亲人们反复劝阻，他还是禁不住领导和朋友们的信任、挽留，登上了“修志”这条船。

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一上船就是迎风破浪14年，把所有的辛酸苦辣都尝了个够。

作为地方历史文化研究者的刘国权，严谨、认真超出想象：他不容忍文字中出现一个错字，哪怕错一个标点符号也不行。而作为一座千年古城，蔚县有多少文化历史遗存都在风雨飘摇中消隐或误传，每纠正、勘误一个错处，都需要强大的文化自信和丝毫不容苟且的心性与力量。

就说蔚县城北街鼓楼上的4个字“初哉首基”吧——

刘国权清楚记得，20世纪80年代他第一次看到县城鼓楼的旧照片，拱门上方苍劲有力的隶书“初哉首基”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诘问一直留在心里。后来不知什么年代，这4个字消失了，被换成了“鼓楼”两个字。

在接手县志编撰工作后，鼓楼拱门上的“四字诘问”更加凸显出来。刘国权总在想：明朝洪武十六年（1383年)，卫指挥使周房在建成鼓楼时，为什么要将“初哉首基”写在这里？它代表什么意思？执着的他开始四处请教县内外文化名人和专家，但大家都没有给出令他满意的答复。

功夫不负有心人。有一天，刘国权在蔚县巧遇河北师大历史系周士龙教授，周教授向刘国权推荐河北师大文学院蔚县籍教授、博士生导师马恒君入志。刘国权迅速与马教授取得了联系，并不失时机地向他请教“初哉首基”之意。马教授为他释疑：鼓楼拱门四字来源于十三经的《尔雅》，《尔雅》第一句有“初、哉、首、基……始也”，即“开始”“第一”的意思，也有“开创基业，继往开来”之意。

刘国权顿感释怀，喜出望外。是呀，公元1377年，受朝廷派遣，从江西无为州来到边塞的卫指挥使周房，用3年时间在北方边塞建起了第一座固若金汤的城池，之后在雄伟壮观的鼓楼拱顶留下“初哉首基”四字，应是对自己开创基业的纪念，也是彪炳史册的大愿寄托。

刘国权无比感激马教授解除了他心头十几年的疑惑，同时他也意识到，这是对蔚县文化历史一次重大澄清。他遂以县政协委员的身份郑重提交提案，督促恢复鼓楼的历史真貌，把“鼓楼”二字重新换成“初哉首基”。

2011年6月26日，雄浑苍劲的“初哉首基”四字重新铸刻于鼓楼拱顶之上。与此同时，刘国权开始在全县各种讲座中讲解其含义和历史渊源，以致后来蔚县城的出租车司机都能出口成章地向游客讲述“初哉首基”的四字真义，让游客惊喜不已。

这样的故事在刘国权那里太多太多。早在编撰《佛寺与蔚州传统文化》一书时，刘国权就对由于语音流变而被误读百年的“上北线寺”产生了质疑。后来，他通过无数查阅和走访，最终证实了“上北线寺”应为“上普贤寺”之误，又为蔚州佛寺文化留下了一处历史的“真实”。

蔚县东部一条河名曰定安河，是壶流河的重要支流。五代十国时期，在定安河流域曾设有一县，应河命名为“定安县”，在今蔚县黄梅、北水泉和西合营镇以西一带，至明洪武初年才废掉。

然而，在定安河和壶流河交汇处的一座大桥，桥头竖着两个铁牌，多少年这牌子上都写作“安定河”。2001年，刘国权以政协委员提案的形式提出此误，但交通部门的答复客气而敷衍，承认错误但未予纠正。“一根筋”的刘委员硬是屡“败”屡提，直到2018年时任县长刘瑞格担任定安河长，刘国权将照片和意见通过微信发给他，且言辞激烈地表示：这不是一个地名的错误，而是误导了蔚县的一段历史；如果连一条河流名称都不清楚，又怎么去保护、治理这条河呢？

2021年，在县领导的干预下，刘国权这个提了20年的提案，终于被采纳。已退休定居张家口的刘国权回到蔚县，发现修整一新的定安河大桥南北桥头，原来写着“安定河”的两块铁牌子，终于恢复为“定安河”了。惊喜和激动，让刘国权情不自禁地给县长刘瑞格又发出一条微信：“这不仅是为一座桥正名，而是为蔚县悠久历史正名，为古老的定安州、定安县正名！”

在刘国权的家里，其实还有一份他在前两年起草的，关于将蔚县西合营镇“红旗街”恢复为“兴隆街”，将北水泉镇“向阳站”恢复为“鸳鸯站”的建议稿。这两个地名在20世纪60年代被人为改动，时至今日仍在使用，刘国权认为应当将它们改回来，恢复历史的尊严。

在刘国权这部“文化活词典”里，类似这样纠错、勘误的故事成百上千。一位文化史者对故乡地域文化的责任与贡献，就这样无声地、一点一滴地留在了古城历史的时光里。

2022年7月30日，在蔚县文学创作基地揭牌那天，我见到了已任县委书记的刘瑞格，他笑着向我介绍刘国权：“他是个提案最多、最敢直言向我提意见的政协委员。”他不知道我与刘国权早已熟识。

写到这里，我想回到文章的开头——

历朝历代凡胸怀大志的修志、著史者，必有一副铮铮铁骨，在他们的精神指向和理想情怀里，写满了正义、真言抑或不屈不挠、不奸不媚，正所谓“宁九折而坚毅兮”。

历史的朔风凛冽了千年，而写史者站在风里，与史同在。（梅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