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源中华文明 倾听燕赵跫音”之大运河河北段（上篇）｜千载运河

总策划：张立方 李恕佳

统筹：韩立森 崔立秋 张文瑞 孙晶昌

执行策划：刘萍 刘洁

视频制作：史晓多 龚正龙

（部分视频素材由河北省文物局等单位提供）

一江清水通南北，千载运河焕新颜。2022年4月28日，京杭大运河全域通水，这是一个世纪以来首次全线通水。大运河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又是人间四月天，中国大运河苏醒过来。

2500多年来，她从一隅发轫，绵延扩展，几经兴废转折，最终成为打通中国版图纬度的南北动脉。中国历史上，她和雄姿巍峨的长城都被誉为世界人工奇迹。

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河北段大运河的沧州—衡水—德州段、谢家坝和华家口夯土险工“两点一段”被列入其中。“运河三老”之一、著名古建筑学家罗哲文先生曾如此评价她：“河北段大运河遗址线路清晰，体系完整，拥有较为完整的人工河道和堤防体系，代表了我国北方大运河遗产的特色，是我国大运河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化遗产。”

千载运河，生生不息。如今，她正从历史深处走来。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文化，努力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是历史的重托，是时代的呼唤，也是庄严的使命。

大运河沧州段穿城而过。（河北日报资料片）

一

水映史册，运河如脉贯南北

运河微澜，春风十里。

走过泥土的芬芳，走过桃花的妩媚，走过田野的寥廓，一座桥出现在前方——香河高庄村杨洼闸大桥。立于桥心，迎着河风，极目远眺。北运河，自上游祖国的心脏北京涌出，穿过零点界碑，润泽燕赵大地。

人类历史上，“高筑墙”相对简单，“善治水”极其不易。从渔猎到治水，从疏浚到驯导，从逐水而索到沿河而居，从被动治理到主动利用……整个人类发展史，就是一部与水相处的曲折历史。

翻开卷册，中国历史上，关于运河修筑的最早传说之一，是在春秋时期——

楚庄王时期，孙叔敖在今湖北云梦泽畔开凿人工运河。然而，历史所广泛承认的，则是约100年后，吴王夫差开凿邗沟，连接长江与淮河。

战国初期，魏国魏惠王指挥开凿连接黄河与淮河的鸿沟水系，开启中华水运时代的浩瀚先声。此后，秦国修建连接岭南地区的灵渠，开凿灌溉关中地区的郑国渠；汉朝开凿漕渠连接黄河与渭水；东汉末年，曹操指挥修建白沟、平虏渠等人工运河……期间尽管战乱不断，但水运工程一直在源源不断修建。

公元7世纪初，为了连通南方经济中心和满足军事需要，再次实现大一统，大隋在统一规划、建设和管理下，经过隋文帝和隋炀帝两代人努力，先后开凿广通渠、山阳渎、通济渠、永济渠、江南河，将前一时期的各条地方性运河连接起来，构建起一条以洛阳为中心，北抵涿郡（今北京），南至余杭（今杭州）的大运河，实现了中国大运河的第一次全线贯通，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隋唐大运河”。

公元13世纪后期，中国的政治中心迁移到北京，忽必烈组织开凿会通河、通惠河等河道，将大运河改造为沟通北京与江南地区的内陆运输水道，形成中国大运河的第二次南北大沟通，后人称之为“京杭大运河”。之后，明清两朝维系了大运河的这一基本格局，并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维护与修缮。

今之中国大运河，实际包括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运河三部分，全长3200公里，其中主线长度约2670公里，跨越地球10多个纬度，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其中，530公里的河北段融汇古今，涵盖隋唐大运河和京杭大运河两部分，上连京津、下接鲁豫，流经廊坊、沧州、衡水、邢台、邯郸及雄安新区等地21个县（市、区），是中国大运河中最具北方特色的文化瑰宝。

清风吹拂，自杨洼闸大桥望去，一条玉带蜿蜒，携带清风，徐徐进入河北，继而翩然远去，流入天津境内。南运河则迤逦北上，经九宣闸流入天津，与北运河在三岔口相会，汇入海河。

从地理水系来说，河北境内大运河分属于海河水系的北运河系和漳卫南运河系，包括北运河、南运河、卫运河、卫河及永济渠遗址。具体而言，北运河流经廊坊香河，卫运河和南运河先后流经邯郸馆陶，邢台临西、清河，衡水故城、景县、阜城，沧州吴桥、东光、泊头、南皮、沧县、沧州市区、青县。南端的卫河则是自西南进入邯郸，依次流经魏县、大名、馆陶。

从历史进程来说，河北境内大运河肇始于东汉末年——

建安八年（203年），曹操北征邺城（今临漳）。翌年，兴建“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的白沟水运工程。这些工程使淇水（今之清河）脱离黄河，又使白沟从淇水获得较丰水量，以利通航。建安十八年（213年），曹操组织开渠引漳过邺入白沟，转通黄河，渠名为“利漕渠”。随后，又将滹沱、泒水联通，是为“平虏渠”，再从泃河口凿通潞河，是为“泉州渠”，首次使黄河以北的运河与河南诸河相通。

隋大业四年（608年）春，“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永济渠，是今河北大运河基础河段。元代运河裁弯取直，京杭大运河正式形成。此后，历代均进行疏浚、整治，至新中国建立初期，仍具有较强通航能力。后因修建水库，引走水源，水量枯缺，致使航运衰退。然而，这条曾滋养万物的母亲河，始终不曾远去。

作为一条“活着的”遗产走廊，目前，河北段基本上保持了明清风貌，云集了古码头、古炮台、古碑刻等遗址。共发现文物遗存325处，其中确定大运河文物遗存点56处，与运河有直接关系的文化遗存120处，与运河有间接关系的文化遗存34处，分布在运河两岸的其他文化遗存171处。

千年运河，灿烂璀璨。

二

浪涌堤岸，历代水工斗碧波

运河之魂是什么？是水。那么，运河水如何才能长流不息？让我们一路向南，把目光投向南运河——

自公元13世纪末，元代大运河通过山东北上，不再绕道中原后，南运河便成为漕运在华北地区重要的交通干线。19世纪末20世纪初，漕运停止后，南运河仍可通航，直至20世纪70年代航运中断，而今则作为区域行洪排水河道。

南运河地势较高，有些河段高于两岸地面，全靠堤防约束。而堤防多弯曲易导致堤岸塌落，因而险段甚多。为此，南运河多采取夯土加固措施。这种险工段加固工程，以及河道工程中利用洪水冲淤、泥沙固堤等措施，均体现出我国古代“以堤治河、以河治河”的技术特点。

首先，为了解决水量变化较大给航运带来的困难，南运河在自然河道基础上，通过人工弯道，以蜿蜒曲流的河道形态对航道水面坡降作出调整，将河道纵比降减缓，降低流速，便于行船，满足了干流行洪的需要，有效地提高了通航质量。

“人工做弯”的智慧，被归纳为“三弯抵一闸”，体现了我国古代运河在工程规划方面的科学性智慧。然而，这并非一劳永逸，同时也带来阻碍水流、重点防洪等问题。那么，古人是如何破解这些难题呢？

运河堤坝“加固”“加高”是首选。“以堤治河”既简单实用，又充分考验着中国古代水利人的技术和良心。

在南运河沧州—衡水—德州段，为了保护河岸附近村镇，弯道附近河堤被不断加固加高。其中，南运河上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两座夯土坝——连镇谢家坝和华家口夯土险工，是目前大运河堤坝防洪设施的典型代表。

在这两个遗产点，古代神秘的“糯米灰浆”筑坝技术得到部分恢复。所谓“糯米灰浆”，发明于1500多年前，人们将糯米汤与标准砂浆混合，这种工艺比纯石灰浆强度更大，更具耐水性，被誉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技术创新之一。

谢家坝险工，全长218米，历史上多次决口。清末，当地一谢姓乡绅捐资，从南方购进万余斤糯米，用糯米浆与白灰、黄土按比例混合筑堤，此后再无决堤。2012年加固时，现代技术人员试验不下百次，最后在灰土里掺上糯米浆打成坯状，等坯晾干后补到坝体上，再用“糯米灰浆”填补缝隙。

华家口夯土险工，位于景县安陵镇华家口村南，水深流急，曾多次决口。1911年，景县知县王为仁，采取最底部原土层打木桩、毛石打垫层、垫层之上用灰土加糯米浆逐层夯筑的方式，主持修建了这一大坝。之后，华家口段再没有决堤。由于年代久远和河水的冲刷浸泡，后来坝体底部木桩糟朽，上世纪50年代坝体整体下沉，下部淤积，坝体暴露部分多处开裂，局部开始风化酥碱。2012年进行了坝体的整修加固。

除了两侧堤坝，还有分洪泄洪的减河。主要在于减水势，防止洪水满溢或决口，选址多位于易溃坝的低洼要害部位，充分体现了“因势利导”的自然思想。

南运河段有多条减河。开挖五百多年的兴济减河，于1880年竣工的马厂减河，开挖于1412年的四女寺减河……其中，捷地减河开挖于明弘治三年（1490年），全长96公里，到黄骅市岐口入渤海。捷地减河渠首分洪工程历经几次重大变化，其中一次在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乾隆皇帝顺运河下江南，到捷地观减河水闸，他主张拆去闸门，改为滚水坝。这样，待运河水位涨到一定高度，水从坝顶溢入减河，以减运河骤溢之患，可避免因减水过多而影响漕运，并免去人工启闸之劳。

1933年，捷地分洪设施被改建为8孔分洪闸，并引进安装德国生产的手摇电动两用启闭机设备。后来机器设备被废弃，但由于机器制作精良，仍能运行自如。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此地还能发电。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在大运河航运时期，围绕“水”，一代代中国人充分发挥智慧，修筑了沿河的减河、减坝等各种形态的水利工程，选址、设计、施工均具有非凡的科学性。目前，沧州段南运河部分段落仍保存了缕堤、遥堤及月堤的堤防形态，对研究运河水利和古代漕运，提供了丰富的实物例证。

调剂水量，调节航深，排泄沥涝，改良盐碱地，蓄水灌溉……大运河上拦河修建的水闸、枢纽等工程，同样令人惊叹不已。一路行来，分布于大运河河北段沿途的堤岸闸坝，有的已经成为遗址，有的仍然发挥着作用，这些古老的水利设施和自然的弯道一起，见证和凝聚着祖先的无穷智慧。

三

雨打舟楫，千古漕运谁堪护

漫步于大运河河堤之上，河道弯弯，林木郁郁葱葱，上千年的夯土堤坝依然坚固如昨。对于运河儿女来说，即使行走远方，浪迹天涯，却依旧对运河念念不忘。那是一种烙在骨子里的乡愁。

回顾大运河的历史，无论是曹操兴建白沟，还是隋代开凿永济渠，以及后世南北贯通、裁弯取直……其中，始终有两个关键词：漕运、航道。漕运作为重大国家事务，是古代中国这个农业国度顺利运行的基本保障之一。历史上，河北段大运河一直是漕运干线重要组成部分。而航道的顺畅，关键在于用一系列措施确保运河有序通畅。

水，最能见证一个民族的智慧。如果说“运河水工”，展现了我国古人千年来的高超技艺的话，那么围绕大运河而生的“漕运制度”则展示了管理层面的精细、有序，从而保证了大运河千百年的长流不息、村镇繁衍、百业兴旺。

这一套附着在运河上的制度体系之完备，至今犹能从运河两岸的地名中窥见一斑。

鲁家务，一座湮没在史料中的古代运河“水务所”，位于香河境内。水务所，顾名思义，经管水务工作的机构。据《香河县志》记载：元代京杭大运河全面开通后，曾在鲁家务村设立水务所一座，经管漕运水务、修筑堤坝、疏浚河道。该所属县衙工部管辖，役丁由百姓摊派，每丁执役两个月。后有鲁姓弟兄在此服役并定居，逐渐繁衍成村落，故称鲁家务。孙家务、宋家止务、姬家止务、西王家务……“务”，类似“屯”“庄”，却要丰富得多。“务”繁体字为“務”，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解释为：“从力。”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解释为：“務者，言其促疾於事也。”宋代，以“务”为名的地方管理机构开始出现，主要负责关卡税收。

比如店子务，原名“店宅务”，金代店宅务官员在此经管官房地基、征收官钱。王家务，元时为东围场，明时为贡地，供应粮食。再比如大青庄务，洪武年间，燕王扫北走水路时，在此铸造兵器。还有孙家止务，“止”乃“纸”的谐音，因运河交通便利，明清两代有人在此造纸为业，后繁衍成村。

元代贯通大运河后，河北段运河漕运进入兴盛期。明清两代，朝廷除了在中央机构设立管理运河的都水司，还在沿线设置相关机构，并细化其职责：有的负责商贸税收，有的负责疏浚修堤，有的负责维修建造船只……围绕大运河，构建起一整套完善且严格的管理运行体制，保证了运河长流不息、减灾富民、聚拢产业。

这一跨越多个朝代，且稳定延续的漕运制度，对古代中国的发展影响巨大。漕运系统，不仅促进和加强了中国东部区域的发展和繁荣，稳定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格局，保证了国家统一和安全，而且对大一统观念的产生和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自2017年以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先后拉开帷幕。在迎来新生的大运河畔，村民们常提到“河长”二字，尽管他们说不清其具体职能，但由于制定了规矩、落实到人，村民们都觉得身旁的运河也有了“主心骨儿”。

其实，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因为担任地方行政长官而兼任河长的官员不胜枚举。如治理岷江的李冰、拆除惠民河河障的包拯、治理黄河水患的于谦、整治镇江段运河的林则徐……现在，“河长制”使得治水工作常态化、制度化、专业化。自从全面推进河长制建设以来，河北段大运河形成自上而下、层层监管的四级管理组织体系，不仅河段管理成效初显，且河畅水清逐渐变为现实。

2021年我省制定《河北省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实施规划》，并编制配套实施方案，涵盖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河道水系治理管护等领域，构建起“1+6+1”省级规划体系。今年3月30日，我省通过第一部关于大运河的专项法规《河北省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条例》，为加强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提供了法治保障。

“大船装的白粱米，小船装的青竹竿，大船能靠九江口，小船能靠河两岸……”行走在南运河上，一位上年纪的李姓河长，极有兴致地唱起了这首运河上的船歌。本色而质朴的歌声和话语，给人无尽的感怀和信念——

“运河是咱们的母亲河，得守护好这条河，给儿孙留下美好家园。”（孙晶昌、龚正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