钩沉｜鲜为人知的冀中骑兵团

冀中骑兵团训练和表演时的生动场景。 李永建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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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2年起，蠡县南鲍墟村潴龙河东大堤一侧，整齐排列着8座无名烈士墓的坟茔。80年来，当地村民对烈士的身份无从知晓，一直默默守护这片墓地。

近日，这8座“无名”的烈士墓终于“有名”，被证实为抗战时期冀中骑兵团“白马连”八烈士墓。2022年3月10日，蠡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正式在八烈士墓前立碑纪念。

冀中骑兵团，是抗战时期曾活跃在冀中的一支特殊的部队。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他们在冀中平原纵横驰骋、打击日寇，在百姓心中树起一面胜利的旗帜。

这支存续时间不长、充满传奇色彩的英雄团队的故事2021年被搬上银幕，国庆档电影《我和我的父辈·乘风》取自冀中骑兵团真实的故事。

晋察冀日报上刊登的关于冀中骑兵团的报道——《我冀中骑兵纵横驰骋 乘虚直破安平城》。 李永建供图

挺进敌后

“快快地跳上战马，挥动着皮鞭，带着战斗的心，勇敢地冲向前，翻过高山，越过平原，赶上最前线，侦察警戒，步步留心，来到敌后方，打击敌人进攻，保卫边疆，勇敢无敌的，勇敢无敌的，我们的铁骑兵！”

抗战时期，在冀中地区流行着这样一首抗战歌曲，名叫《我们的铁骑兵》。歌曲描写的这群飒爽英姿、纵情驰骋的铁骑兵，就是抗战时期曾活跃在冀中的一支特殊的部队——冀中骑兵团。

冀中骑兵团的前身是国民党40军庞炳勋部的骑兵14旅28团。1940年，28团在中共地下党员、团长马仁兴的带领下参加八路军，挺进敌后，改编为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2团，又称冀中骑兵团。

1940年秋，冀中骑兵团来到冀中。

在对冀中地形、环境、敌情和所执行的任务都有了一定了解后，为更好适应环境和战争的需要，团长马仁兴报请冀中军区批准，于1941年3月，在安平县子文村对冀中骑兵团进行了组建后的第一次整编。

整编重点是通过调整取消营级建制，压缩机关勤杂人员和非战斗人员，充实基层作战单位。

整编后，全团缩编为6个连，成小团编制。原来的营职干部分别担任连长、指导员。整编后1连连长杨振山、指导员李宪宗；2连连长李玉堂、指导员王序卿；3连连长姚宏叶、指导员黄劳伦；4连连长韩进忠、指导员李长胜。此外，还编有侦察连、特务连，特务连连长王敬石（后为白文宗）、指导员张岚军。其中1、2、3、4连均辖4个排，每个排里设有一名政治战士。团机关也作了相应调整，一批有文化的同志充实到机关。高尚勇调任机关总支书记；苏启明、李根起、王维等任参谋、干事。宣传队由20人减少到10人，同时增设了团属后方医院、铁工厂。

整编后全团有1200余人，战马1300匹，捷克式步枪、马枪700余支，轻机枪20挺，迫击炮2门。连以上干部配有“驳壳枪”，排长配有“捷克式”步枪，战士以连为单位编配统一口径的“捷克式”“七九”“老套筒”步枪和马枪，便于战时弹药补给。各连的火力得到了加强，除1连配有82迫击炮排外，各连配机枪4挺、马刀20把，步枪都配有刺刀。乘马按马匹的颜色区分为白马连、红马连、黑马连，编成内还有缴获日军的20多匹洋马。

这是骑兵团对平原游击战争有了深刻认识后，在行为上的自觉转变。经过改编，冀中骑兵团机动力、战斗力得到进一步加强，成为一支令日军闻风丧胆的战斗力量。

1941年5月1日至4日，冀中军区在安平县义里村召开了庆祝八路军第三纵队成立3周年纪念大会，骑兵团30名英模人物参加了大会。

在会后的阅兵式上，整编后的骑兵团分为白马连、红马连、黑马连，接受了吕正操司令员、程子华政委的检阅。部队进行了马上射击、劈刺等战术演练，参谋长卜云龙演示了马上救护、乘马卧倒、马背站立等精彩的战术科目。吕正操司令员也亲自乘马进行了跨越高土墙、高篱笆、宽壕沟等障碍物的表演。

骑兵团在阅兵式上的表现，给冀中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冀中骑兵团训练和表演时的生动场景。这张珍贵照片拍摄于1939—1941年，拍摄者是时任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 李永建供图

战功连连

在冀中，骑兵团是军区直属部队，也是首长的王牌，哪里情况紧急，他们就被派往哪里。在根据地人民的心中，冀中骑兵团就是一面胜利的旗帜，有了骑兵团大家就有信心战胜日军。

冀中骑兵团夜袭安平县城堪称骑兵战斗中的范例。

1941年12月，冀中军区组织了以“反蚕食”为主旨的藁（城）正（定）新（乐）无（极）战役，骑兵团的任务是采用突袭方式攻打安平县城。

战前，团长马仁兴多次到安平周边侦察地形、敌情，找熟知城内情况的老百姓座谈，通过地方党组织了解城内敌人兵力部署，派侦察排长杜臣福先期潜入安平城内做内应。这一仗的关键，是对攻城时间和作战进程的掌控。马仁兴对可能来援之敌的行动方向、时间、路线都做了详尽测算，并派出一部兵力，在增援之敌人可能来袭方向实施监控。

1942年1月8日下午7时许，骑兵团远距奔袭，突然出现在距安平县城东15里的长屯村，将马匹安置后，乘夜徒步向安平急进。凌晨零时，部队抵达县城东门，各连按部署展开，4连在城南阻击深县兵曹据点可能增援之敌；1连、3连佯攻，首先打响了战斗。担任主攻的2连突击分队随即越沟登城，迅速歼灭东门城楼上的日伪军。打开城门后主力杀入城内，向伪县政府攻击前进。日伪军猝不及防，慌忙抵抗，损失惨重。在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之际，骑兵团又于黎明前撤出战斗，在安平城南约20里处阻击深县兵曹据点北援之敌，接连打退敌人3次冲击，保证了夜袭安平县城战斗的顺利进行。

此战毙伤伪军一个半中队，俘伪军、伪职员80余人；解救被捕抗日人员、民夫500余人；缴获长短枪50余支、轻机枪两挺，小炮两门，各种子弹一万余发，电话机5部、军刀10余把及重要文件，药品及其他军用品甚多。

从攻克安平县城时娴熟的战术动作来看，冀中骑兵团属于一支典型的枪骑兵，有着冀中军区其他部队无法相比的优越性。

枪骑兵有别于用马刀冲锋的方式杀伤敌人的轻骑兵，主要战术动作是乘马长途奔袭，下马隐蔽马匹并分兵看守，快速步行接敌解决战斗，战斗结束后迅速撤离，相当于现代的快速机动部队。

这次作战，虽然仅是攻克，并未占领，意义仍很重大。首先，它打破了日军修通深（县）安（平）公路的企图，其次是创造了骑兵单独攻坚克城的范例，对冀中军民是个极大的鼓舞。战后军区通令嘉奖，毛泽东专门发来贺电，1942年1月30日的《晋察冀日报》在第三版做了专题报道。

之后，冀中骑兵团还打了一系列的漂亮仗。

骑兵团“三打槐林庄”的战斗故事，至今依然在安平县城南大同新村（原槐林庄）一带老百姓口中流传。

骑兵团破袭安平县城后，敌恼羞成怒，增兵安平县城的同时，派出日军一个小队、伪军一个中队进驻了距安平城南10余里的槐林庄。据点筑有大碉堡，日伪军防守严密，同时修通了安平至该据点的公路。为拔掉这颗“钉子”，骑兵团两次强攻该据点未果。1942年4月25日第三次进攻槐林庄时，骑兵团在火力掩护下，集中了10辆用八仙桌蒙上湿棉被做成的“土坦克”，一举攻克了鬼子的碉堡。将一个小队的日军打死大半，俘获伪军30余名。

此后，骑兵团在安平、深县、安国、无极、定县一带频繁出击，连战连胜，迫敌直到“五一大扫荡”前也没能修通安（平）深（县）公路，实现了冀中军区的战略意图。

在回忆录中，吕正操曾专门提到：“骑兵团战斗在冀中平原，穿插于平汉铁路线之间，采取了长途奔袭、迂回包抄等战术打击日军的侵略，共作战50余次。比较突出的成功战例有夜袭安平县城等。此外，骑兵团还完成了运输物资、护送领导机关过敌封锁线和帮助群众生产等项任务。在坚持冀中平原游击战争中，曾显示了它的威力和作用。”

鱼水情深

战时为保卫冀中流血，平时为冀中的百姓出力出汗，冀中骑兵团和老百姓结下了鱼水深情。

1941年秋，骑兵团来到饶阳城东滹沱河沿岸，帮助当地老百姓在水毁的荒地上开荒种麦。杨经国曾以《几千亩荒地的消灭》为题记述了骑兵团帮助老百姓开荒种麦、搞生产的事迹，在《冀中导报》和《前线报》发表。王林的小说《十八匹战马》就是根据“五一”反“扫荡”后冀中的老百姓舍命保护冀中骑兵团失散的战马的真实故事改编的。

在敌人残酷的“扫荡”中，冀中百姓也用他们的血肉之躯，守护着冀中骑兵团战士的安全。

有一次，在深县北周堡附近被敌机轰炸扫射后，冀中骑兵团一部下马分散隐蔽。一位骑兵团指挥员藏在北周堡东南大洼的麦田里。一位村民发现后，便马上把这位指挥员带到家中的地道里。此时，日军三番五次地包围北周堡搜捕骑兵团战士，甚至将共产党员、抗日村长潘炳文等8人拷打致死，还抓走了20余人。

但无论敌人如何凶残，群众都一声不吭，宁死也没暴露子弟兵。就这样，这位指挥员在百姓家隐蔽了32天后安全归队。

这样的故事在冀中数不胜数。骑兵团2连连长李玉堂身负重伤，伤好后他说，“敌人反复‘清乡’‘剔抉’，情况极端复杂艰险，是冀中的群众千方百计地保护了我，没有冀中老百姓，我活不到今天。”

1942年5月起，日军对冀中平原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冀中军区采取的应对方针是主力一部与地方部队、民兵相结合，在内线坚持斗争，主力部队转移至外线寻机歼敌。其中，冀中骑兵团的任务就是在内线战斗。

日军“扫荡”进入第二阶段，将数万群众、冀中中心区数个县党政军机关、地方抗日武装及相当数量的八路军主力部队挤压至武强沙洼地区。冀中骑兵团团长马仁兴带一连、四连、特务连、侦察连为掩护群众，转移日军视线，实施强行突围。政委汪乃荣带二连、三连阻击北进之敌。之后，冀中骑兵团在数万敌人的“铁壁合围”中一次次拼死冲杀，用传统的骑兵冲击战术在日军封锁线上撕开一道道血口，完成牵制敌人、掩护冀中区机关和群众突围的任务。

骑兵团承受了巨大的牺牲。政委汪乃荣、政治处主任杨经国、党总支书记高尚勇、交通参谋马乘风相继在反“扫荡”中壮烈牺牲。不仅如此，战士减员也很严重，1200人的骑兵团，仅剩下不足400人。

由于形势过于严峻，骑兵团实在没条件在冀中继续坚持了，于是暂时离开冀中，向晋冀鲁豫作战略转移。远离冀中后，骑兵团因无法得到及时补充休整，最后缩编为骑兵营交由南进支队。半年后，又缩编成了一个大连，编入了冀南骑兵团，冀中骑兵团的番号自此取消。

由于冀中骑兵团的指挥员多数在“五一”反“扫荡”中牺牲，该团的光辉战史湮没在历史长河中，至今没有一部系统的冀中骑兵团战史。但冀中的百姓永远忘不了英雄的冀中骑兵团。在武强、饶阳、深州三县交界的北大洼一带，冀中骑兵团英勇战斗的事迹一直在当地百姓口中流传。在安平县台城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纪念馆和武强县“五一”反“扫荡”纪念馆中，都为冀中骑兵团留下了醒目的位置。

2021年国庆档，冀中骑兵团的故事被搬上大银幕，改编为电影《我和我的父辈》中《乘风》。这支存续时间虽然不长、但充满传奇色彩的英雄部队，开始为人所知。（李永建、郭学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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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白马连

蠡县潴龙河畔的8座无名坟茔，默默矗立在那里已经80年了。

当地村民都说这些坟茔里埋葬的是骑白马的八路军骑兵战士，年年祭扫，但这些战士究竟属于哪支部队，他们的名字又是什么，却没人能说得清。

那么，这8座“无名”了80年的烈士墓，埋葬烈士的身份究竟是如何清晰起来的呢？

4月8日，中央电视台军事频道播出了寻访马乘风烈士墓的纪录片《从未远去的白马连》。纪录片为我们介绍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冀中骑兵团的历史，也还原了探究这8座无名墓烈士身份的艰辛过程。

这段艰辛的追寻之旅，还要从军旅作家郭学工说起。

自2014年起，为撰写冀中骑兵团团长马仁兴传记，郭学工根据时任冀中军区交通科长李健《连天烽火》的记载，冀中骑兵团团长马仁兴之子马乘风“五一”反“扫荡”期间牺牲在潴龙河畔蠡县鲍墟村，他来到了蠡县南鲍墟村，发现了一直被村民保护的8座无名烈士墓。村民们说，“1942年‘五一’反‘扫荡’，战士们中了埋伏，骑的都是白马”。郭学工知道，冀中骑兵团是按照马匹颜色编队，不仅有白马连，还有红马连和黑马连。之后，他多次来蠡县，寻访南鲍墟附近的野陈佐村、孟尝村、南五夫村等，采访了当年安葬烈士的十多人的后代和97岁的老人。从中获得了一个关键的信息：一位烈士的衣兜里，有一本鲜血浸染的“抗大”毕业证。

带着这些信息，郭学工赶到衡水市委党史研究室，与熟知冀中抗战的专家们，探讨“五一”反“扫荡”期间骑兵的行踪。郭学工越来越确信，无名烈士墓里安葬的正是白马连的烈士。

根据郭学工提供的线索，蠡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明确专人专班实地调查核实基本情况，积极与知情人员和群众见面座谈，并与冀中抗战研究会等进行沟通，多方搜集白马连烈士的事迹材料，最终认定这8座坟茔为冀中骑兵团白马连8名烈士之墓，并判定8名烈士中其中一人为马乘风。据此，这段尘封80年的无名烈士墓之原委终于被揭开。（文/李永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