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风｜人类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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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源中华文明 倾听燕赵跫音”大型全媒体考古系列报道之泥河湾遗址群考古（二）

人类探源

草原猛犸象

冰河期以来，泥河湾到底有没有远古人类生存繁衍，是科学家们自进入泥河湾科学考察首先思索的问题。在泥河湾找到古人类的踪迹，理所当然地成为他们梦寐以求的事情。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爪哇人和北京人的发现，人类亚洲起源论风靡世界，西方科考团、探险队纷纷奔向亚洲，试图揭开人类起源的神秘面纱，泥河湾的科学发现，不得不让科学家们浮想联翩。

我们的祖先什么时候诞生，出生地在哪里？他们经历过怎样的磨难与辉煌？泥河湾是不是东方人类的故乡，是不是中华民族迈出第一步的出发地？这是我们最为关心、最想一探究竟的问题。

泥河湾遗址群

一

预言与争论

1930年，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和博物学家桑志华对于1925、1926年采集的哺乳动物化石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出版了著名的《泥河湾哺乳动物化石》专著，首次提出了泥河湾盆地更新世初期人类活动的可能性。他们指出：“在桑干河进行的研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任何人类活动的遗迹。老实说，我们需要直接的证据来证明，当最后三趾马经常来喝泥河湾湖水的时侯，中国就有了人类。”“尽管没有任何东西能证明桑干河的更新世已经属于人类更新世，但这不完全是正确的，对史前学来说，泥河湾层的最大优点是它归属于这个关键时期。我们还不知道是否有人在此生活过，但我们知道人类可能存在”。

1935年，德日进和法国考古学家步日耶在法国《人类学报》杂志上发表署名文章，围绕在泥河湾采集的动物化石和“粗糙的手斧”展开激烈争论，一方质疑，另一方肯定。步日耶是世界级旧石器考古大师，1931年和1935年，他应邀来中国帮助研究中国猿人石器的时候，也对泥河湾的“石器”和动物化石进行了研究。在他的文章中说：“根据我对骨质的材料的深入观察，我发现有一定数量鹿角尖是割切断的，鹿额骨是修整过的，角心（如羚羊、牛角）是整理、使用过的，骨头也像石头一样被打制过，与周口店者相同。在我看来，此外还有很少的骨片，我想是曾经经过火烧的，因为它们看来是碳化了的，有烧成的细小裂纹。”他断定：“我个人看来，在泥河湾时期存在一种能够制作的人——中国猿人或者其他人，是一件已经成立的事实。”

德日进则委婉地表示了否定态度，他说：“我的朋友步日耶主张这一种说法——那一些骨头上的一定的古老的破裂痕迹以及在一块微粒花岗岩上的破裂，除了人工作用外，很难用其他天然作用来解释。我还是不可能接受这些看法，但是我也应当重视在旧石器材料上的例外的技术和它的痕迹的造成者。”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这样解释道：“德日进的意思是，现在这材料还不能说服他，等以后的发现和研究再证明。”

对这场争论明确表态的中国学者首推裴文中。1937年，裴文中先生专文论述了中国旧石器文化，泥河湾包含其中。他说，当步日耶教授从中国回国以后，向法国人类学研究所汇报说，中国最早的人工制品，既不是中国猿人制作的石英石器，也不是周口店第十三地点的燧石工具，而是德日进在泥河湾下沙沟河湖堆积中所采到的一件多面体石块。据步日耶描述，这件石块的不同面上有许多人工打击痕迹。除这件简单的工具之外，他还相信同中国猿人文化一样，那里有许多加工和使用过的骨头，以及一些看来烧过的骨片。他认为，单一的证据（石块）还难以肯定在如此古老的时期已有人类活动。这时，裴文中先生对这件石块的认识还是模棱两可的。

1955年，裴文中《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一文发表，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石器章节正文中没有提及泥河湾的石器，在注释中则表明了自己的否定态度，他说：“由桑干河夏家沟（下沙沟），曾发现一块石头，有人说，他是人工打击的，但实际上只有两点可能是天然力量碰撞的痕迹，因此，此处从略。”

德日进的预言，以及他与步日耶的争论，不仅使国际学者们更加关注泥河湾，而且极大地影响并推进了这里的科学研究工作，人们期盼着泥河湾古人类及其文化的出现，同时也在猜测泥河湾是否与人类起源相关联。

二

神话与传说

人类起源是一个涉及自然与人文学科的重大科研课题，探索人类起源，揭示其奥秘是科学家梦寐以求的大事。在现代科学兴起之前，关于人类身世的解释，或被善意地描绘成美丽动人的神话，或假上帝之手与现代科学对抗。在世界上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都有着类似的神话故事，现代文明之前的人们，为敬仰祖先，憧憬未来，编织成一个个精彩神话，表达着他们的朴素情感。

中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在世界社会文明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关于人类由来的神话传说并不少见，流传最为广泛的是盘古开天辟地和女娲抟土造人。这是中国以汉族为中心族群的人类起源的朴素观。

西方人认为，人是上帝创造的，上帝主宰着世界自然万物和人类本身。古犹太教的《旧约全书》有创世纪章节，描述了上帝曾花6天时间创造出世界和人类的全过程。基督教《圣经》的创世说也有一个大同小异的上帝造人故事。

与其他地域不同的是，西方的神创论慢慢变成了维护教义和政治统治的思想工具，成为扼杀科学进步的刽子手。在人类起源研究中，不少科学先行者因为提出与神创论不同的观点，或被判处死刑，或被驱逐流放。公元十七世纪时，意大利著名哲学家瓦尼尼只是说一切皆变，人类也是变化来的，并非永远像现在这个样子，就被指控犯下放荡不羁、败坏青年的罪名，而被天主教宗教裁判所割去舌头，再用火活活烧死。拉马克、达尔文等一些著名科学家也不同程度地遭到攻击和迫害。

神话就是神话，传说还是传说，教义也是教义，要想真正了解人类到底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最终还是要用现代科学的钥匙打开这把锁。

自然史观的地质学和生物学的萌芽，为人类起源研究慢慢铺就了道路。1749年，法国博物学家布丰通过研究地球的形成及演变史，产生了“均变论”的思想，写成了《自然史》一书，由于他的观点与创世说相悖而被扼杀在摇篮里。但是，布丰的“均变论”得到不少学者的赞赏，促使地层学、古生物学考察研究步步取得成果。对达尔文学说形成影响最大的著作是地质学界赖尔1830年至1833年编著的《地质学原理》。在这本巨著中，赖尔提供了大量地层形成、古生物化石等地壳演变的证据，否定了居维业的“灾变论”而支持了布丰的“均变论”。

生物进化的奠基人是法国博物学家拉马克，以他为代表的进化论者认为，地球上一切现代生物包括人类在内，都是由古代生物进化来的，由低级发展到高级，由简单发展到复杂。生物本身依附于它们所处的环境，环境变化则导致生物的变化。

达尔文是生物进化论确立者。1859年，达尔文出版了《物种起源》这本巨著，他借助动物组织胚胎、功能形态、比较解剖学等方方面面的证据，揭示了生物进化的客观规律，认为自然选择、生存竞争、适者生存、遗传变异等构成生物进化的自然法则。如此，地球上生物界从无机到有机，从单细胞到多细胞，从低等到高等的生物演化树的雏形形成。当然，人类是最高等的动物，处于演化树的顶尖部位。在《物种起源》一书中，达尔文并没有用多少篇幅进行讨论，可能是有意回避这一可能招致灾难的敏感话题。但是，他还是画龙点睛地指出，“进化论将大有助于人类及其历史的阐明”。

赫胥黎是坚定的达尔文主义者，在宗教势力试图扑灭进化论的斗争中，他扮演了重要角色，取得了巨大成功。1863年，赫胥黎的巨著《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得以出版，他通过对丰富而详实的解剖学材料分析，找到人类和猿类的差异比猿类和猴类之间的差异还小的证据，表明人类是由猿类进化来的，猿类才是人类的近亲。1871年，达尔文发表了《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一书，用他的生物进化论的基本法则论证人类与动物的关系，指出人类起源于一连串的祖先，只要去掉其中一环，就不会有人类本身，而人类最近的亲戚是猿类，科学结论支持了赫胥黎的“人猿共祖论”。

人类的起源地到底是哪里？达尔文进行了大胆的推测：“有可能的是，在非洲从前还存在过几种和今天的大猩猩与黑猩猩有着紧密关系而早就灭绝了的类人猿；而这两种猩猩现在既然是人的最为接近的亲族，则比起别的大洲来，非洲似乎更有可能是我们早期祖先的原居地。”正像他所说的，在一个距今很荒远的时期里，人这个宇宙的奇观和宇宙的光荣，终于迈步而出。而人类迈出第一步的地方，被达尔文定格在非洲。

三

斗转星移

人类究竟来自何方，尚需进一步的实物证据予以证明，这些实物证据就是古人类化石及其文化。因为，他们的结论主要靠着比较解剖学、组织胚胎学等间接证据来支撑。其实，当时达尔文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并期待人类化石的发现予以证实。

二十世纪初叶，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和人类演化理论已被社会广泛接受，人类起源研究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事情。尽管达尔文推测非洲可能是人类起源地，但早期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及石器不是出现于非洲，而是出现于现代科学发达的欧洲大地。那么人类有没有可能起源于欧洲呢？通过科学家几十年的研究讨论，证明欧洲发现的早期材料，不是靠近亚洲，就是毗邻非洲，最终还是没有理由说明人类是从欧洲走向世界的。

人类的起源地既不是非洲，也不是欧洲，是不是在亚洲呢？在迷茫徘徊的关键时刻，科学家们的目光开始聚焦亚洲，人类起源“中亚说”风行一时。

早在1911年，美国学者马修首先提出亚洲应该是人类的起源地，奥斯朋教授进一步划定人类起源地为中亚地区，并于1923年考察蒙古高原后，在北京作了《蒙古高原为伊甸乐园》的考察报告，认为那里才是人类起源之地。长期在中国工作的葛利普教授也预测，在蒙古高原及新疆的古老地层中将有古人类化石被发现。这时，人类起源“中亚说”的提出依据是地质、环境、气候研究成果，而不是古人类化石材料的出土。此时此刻，北京人还没有面世，爪哇人虽已发现并命名，还处在争论阶段而未被科学界接受。人类起源中亚说一经提出便风靡一时，促使西方许多科考团、探险队云集亚洲，探寻人类起源奥秘。美国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中亚探险队便自张家口出发，在蒙古高原、新疆等地进行了近10年的科学考察。泥河湾也是在这一大的背景下被发现的。

1929年，北京人第一件头盖骨的发现让世界为之震撼，之后接二连三的新材料的出土让学界不得不折服。北京人的发现与研究不仅为人类起源亚洲说提供了确凿可信的实物证据，还把爪哇人从保险箱中拯救出来，成为另一个铁证。爪哇人发现研究者杜布哇是一位受华莱士热带地区系人类祖先栖息地观点影响的青年科学家，为寻找人类起源证据，他作为荷兰随军军医来到东印度群岛，于1891年在爪哇发掘出一件人类头盖骨，1892年又出土了人类股骨和牙齿，并将他们命名为“爪哇直立猿人”。自公布之日起，爪哇人就成为争论焦点，来自学界和教会的冷嘲热讽甚至人身攻击风起云涌。杜布哇尽管花费九牛二虎之力在欧洲做了广泛的宣传和讲解，但事态没有被平息，一气之下，这件头盖骨在他的保险箱里锁了几十年。直到周口店发掘出古人类化石，其形态与爪哇人类似，说明他们同属“直立人阶段”。那些对杜布哇和爪哇人的质疑不攻自破。

1959年，考古学家在坦桑尼亚的奥杜韦峡谷发现了一个古猿的几乎完整的头骨和一根小腿骨，即距今175万年的奥杜韦工业和东非人即南方古猿鲍氏种。之后，大批古猿、能人、直立人和石器材料的发现，使这里成为世界上人类化石最为丰富、演化序列最为完整的地区。人类制造和使用的石器也被分为不同的技术模式，而最古老的石制品出自距今260万年前的地层中。

非洲的考古材料自然会使学术界承认，非洲可能是人类迈出第一步的地方，人类起源于非洲。科学家们推测，大约距今180万年前后，直立人开始走出非洲，走向欧洲和亚洲。如此，在达尔文推测人类起源于非洲100年之后，人类起源非洲说重新被学术界广泛认可。

四

求索之路

今天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们被分为黄、白、黑、棕四大人种，分布在世界各地。他们和他们的祖先被称为现代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处于人类演化进程中最高阶段的晚期智人。那么，现代人类又来自哪里呢？

关于现代人起源研究，人们面对久远的年代和严重残缺、遗失的证据，好比盲人摸象，甚至就像是在黑夜里观察事物。

有遗传学家根据黑种人线粒体DNA变异数量和速率计算得出结论，现代人类的共同祖先竟然是距今20万年前后生活在非洲的一位老太太，她被称为“夏娃”，她的子孙们在非洲生活几万年后，于距今大约13万年前走出非洲，来到欧洲和亚洲。他们到达新地域后，完全彻底地取代了原地生活的古人类。这就是依据现代遗传学资料计算而得的现代人类起源“取代说”，也叫“夏娃学说”。

在这一学说出现之前，包括中国在内的科学家们在现代人类起源研究中，已经提出了“多地区进化说”。这一学说与“夏娃学说”相反，认为世界上四大人种都与当地的古人类息息相关，他们的祖先大都是当地生活的古人类，主要来自本地区而非非洲移民。例如，东亚及中国的现代人起源自中国的古人类，澳洲土著人的祖先来自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这一学说不是计算出来的，而是通过对各地古人类的体质特征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因此，“多地区进化说”更接近于各地的实际情况。

中国的古人类化石资料是建立“多地区进化说”的基石。2015年，《自然》杂志发表了中国学者在湖南道县发现47枚现代人类牙齿的新资料和研究成果。道县人的牙齿化石具有晚期智人即现代人的基本特征，年代距今8万年至12万年之间，尽管不能完全排除不是来自非洲，但由当地古人类演化而来的可能性更大。

泥河湾的资料从另一个角度支持“多地区进化说”，那就是人类所使用的工具及其制造技术。在泥河湾，二百万年来古人类的石器加工技术的世代传承，一直坚持自己的文化传统，即小石器文化传统。直到距今三万年前后出现细石器工艺技术之前，除了技术水平的提高外，仍然保持着自己的风格，没有见到任何与非洲、欧洲等成型的技术模式相似的情况出现。换句话说，在泥河湾没有见到非洲文化因素。总之，泥河湾的考古资料支持“多地区进化说”，“夏娃学说”则难以自圆其说。（谢飞）

（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视觉中国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