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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摄影家协会供图
【人物名片】
杨楠，男，1980年2月生，中共党员。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呼吸二科主治医师，河北支援湖北医疗队首批队员。
【凡人语录】
“‘不论生死，不计报酬’我被同仁的这种精神所打动。”——杨楠
第一批是最凶险的，您当时为什么义无反顾去了一线？
1月21日我在单位值班，当时看到一个武汉医生“请战”上一线的新闻报道，他在《请战书》上写道“不论生死，不计报酬”。记得当时我一下就受不了了，瞬时被同仁的这种精神所打动，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当时就想，如果有机会能让我去的话，我肯定要去。
让我主动申请援鄂还有一个原因。2003年中国经历非典，疫情很严重，在2004年考研究生的时候，我就报考了呼吸内科专业，当时考虑如果再出现这种呼吸系统恶性传染病，我也许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当时自己是学生，看到的更多是老师们、医护工作者在一线拼搏，那种激励作用一直都在影响着我。所以说这两件事都促成此行，我觉得我有必要去，也应该去。
出征前的情况如何？
我是河北省的第一批。当时我们院一共选了5名同志，包括感控科高伟老师、ICU护士王慧、感染科护士崔锦华、呼吸科护士张微，她们4名都是女同志，我是当时唯一的大夫和唯一的男同志。
现在说起来好像还和昨天一样，印象深刻。我是大年初一（1月25日）值班，1月26日早晨就接到了援鄂通知，当时我们主任抱着我先哭了，平时主任待我们像家长，她有太多的不舍。我安慰主任：“没事儿，我学呼吸专业时接触过结核病，在结核病实验室工作过，我还算有些经验，防护服之类的还算穿过，不要担心了。”
和主任告别之后，开车先去了爱人工作的医院，初二早晨8:20她下夜班后，我说“我真要去武汉了！”因为之前和妻子谈过，如果有需要去武汉支援的情况，到时候我肯定报名肯定去。所以，她有心理准备，当时表现得比较平静。
晚上8:20的火车从石家庄火车站出发时，看着站台越来越远，心情很复杂，一方面觉得对即将奔赴武汉情况充满未知，另一方面觉得好像一块石头落地了，因为能到自己想去那个地方了。途中，自己在车上把怎样穿脱防护服、整个传染病防护流程在脑子中过了多遍，之后觉得自己一直处于半睡半醒状态，感觉头脑挺清醒，还在想事情，但是又觉得是睡着的状态，这可能是紧张造成的。作为医护人员，这种紧张的情绪并不是害怕疾病的紧张，而是对所有这些未知情况的紧张。
抵达武汉后的生活、工作情况？
1月27日抵达，分组排班后，下午就通知我们要去武汉市第七医院工作。1月28日，排班的第一批医护上班。没有上岗的也没闲着，把入住房间按防护要求分区，分成污染区、半污染区、清洁区。1月29日，我和同事张微用地图导航先去看了看驻地到医院的距离，因为怕有事情赶不上酒店固定班车时，可以走去医院，看看花费多少时间，记得当时走了17分钟。
1月31日我上岗，是我们组第四个班，白班。因为我的身材比较魁梧，需要穿最大码的防护服，我穿的第一件码数小，领口那里不能完全系上，不太符合防护标准，但是病房需要我，当时也没有因为害怕而犹豫，让感控老师用宽胶带把能粘的地方又好好地粘了粘，就进了隔离病房，现在回想起来也是很后怕的事情。但是当时面临呼吸科医生匮乏的现状，也没有选择的余地。在工作过程中我们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给患者一个一个地搬氧气瓶，氧气瓶的氧大概能给到10升/分钟，一个氧气瓶大概能用4-6小时，病人多，我们的状态基本上就是不停地搬氧气瓶。我当班时就很注意看患者的氧气瓶的气量剩余量，我们把氧气瓶提前放在病床旁边，快没了马上就换，怕换氧气瓶操作起来费时间，不能及时给氧造成病人危险。
在我的诊疗过程中，一直信奉着读研究生时老师给我讲过的一句话——“没有突然出现的病情，只有突然发现的病情。”意思是说患者病情突变，只能说明平时观察得不细致，没有对病人提前做预判，如果平 时疏于观察，到病人发病了，病情恶化到不可进展的时候，忽然发现了问题，而不会说患者的病情突然改变。因此，我当班的时候查房的时间会比较长，针对每个病人，会提前去做预判，所以自认为对病人看管的还算比较细致，而且对病情变化上观察的比较透，这应该是比较欣慰的。
看见您防护服上写着“省三院、杨楠、博士后”，当时这样写是出于一种什么想法？
那天，我和马冬雪护士一起当班，她怕新入院的患者不认识我，就给我防护服上写字，平时聊天她们知道我是博士后，于是就直接把这个写上了。
后来，冬雪把她们“偷拍的”照片转发给我，才看到写的是“博士后”。我当时也很好奇询问她为啥写这个？因为我个人是不太愿意透漏这些的。冬雪说：“楠哥，病人一看到是‘博士后’给他们看病的，不就觉得自己的病马上就要好了吗？”听到这个解释，我说，“行！写上是好事！减轻患者思想压力。”
武汉市第七医院解除定点医院时的情况？
3月12日，患者开始转院工作，那时就知道要撤定点医院了，暂时不能出院的患者要转到雷神山、火神山或者其他定点医院，当时我记得只剩下十家救治能力更强的定点医院。3月13日，武汉市第七医院最后一名患者出院，然后病房进行了消杀工作。在这种疫情特殊时期，我们需要签的医疗文书很多，包括患者的知情同意书等文书，都需要我们一点点地去整理。整理病历工作分两个步骤，首先是在清洁区病历打印，根据化验单、检查单的不同分类，其次是进隔离病房把之前患者的CT报告、知情同意书等文书夹到病历里。这时进到隔壁病房看到病床都空了，内心里最多的是喜悦。在支援武汉期间，应该说我是幸运的，我的病人也是幸运的，虽然我分管病人有一半是重症，最终的结果还好，除了两个转ICU的病人以外，都顺利出院了。
还记得从武汉撤回时的情形吗？
3月20日，第二批撤回。当时武汉的情况比我们刚去的时候好太多了！路上的车明显地能看见多了，再有一个就是春天到了，路边好多的花，这个城市瞬间就变得有生机了。当时的病患情况是，我们医院当时有17位患者转院到其他定点医院继续治疗，但是以我的判断来讲，他们应该是很快都能出院的，病情都在很快转好。另外，目前我还在通过网络手段做着部分出院患者的复查工作。
此次不同寻常的湖北之行给您留下哪些感动瞬间？
太多了！真的是太多了！这种感动真的是无时无刻不在的。包括战友们一起长时间的奋斗，我们虽然回来了，但是武汉的战友还在继续奋战，继续坚守自己的岗位。
另外，就是我们驻地酒店的工作人员，也都是放弃休假，放弃和家人的团聚，一直陪到我们最后离开。
还有那些素昧平生的武汉人民，不论是否认识，看到我们穿着“中国卫生”的制服，他们会主动说“谢谢啊，谢谢！”在那种情况下，这个最朴实、最简单的话最能表达自己的情感。
参与武汉抗疫行动，对您来说发生了哪些改变？
这段经历使我对自己、对生活有了更新的认识，也能够更好地去理解病人，理解今后的生活。还有一个，对我来说很重要的收获，那就是我在女儿心里的形象和地位有了改变。孩子不满6岁，正需要陪伴的年龄，以前她总说我回来晚，不陪她玩儿。这次回来之后，我可能真的成为了她的英雄。
回来以后发现，我在成长的同时，孩子也在成长。我抵达武汉的第三天，孩子高烧39.4℃，这事我回来后爱人才和我讲，说当时还有一个小细节，我在武汉和她们视频连线的时候，孩子还带着退热贴，奶奶和妈妈都没想到一个这么小的孩子，在看到视频接通的瞬间赶紧把退热贴撕下来了，怕我担心她。听到这些，我觉得她也成长了。
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好好生活，好好热爱自己现有的生活，就是最大的感触。
（文稿部分节选自河北省档案馆刘慧鑫采访整理口述档案资料，编辑史艳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