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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同样是冠状病毒的治疗，当时针对SARS的治疗，和现在新冠病毒的治疗有什么不同吗？
齐晓勇：从认知上说，SARS爆发时，我们并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病毒。SARS病毒基因组序列也是SARS结束之后做出来的。但是这次，我国科研人员很快就拿出了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这就相当于我们知道要面对的是什么样的病毒。国家在短时间内拿出了几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从传播途径到治疗方案，认知在不断刷新，从医学发展史来讲，这个过程非常快也很科学。
从药物上说，SARS中期治疗开始应用激素，如强的松等来抗病毒，临床上看，针对性不强。这次我们应用了很多成熟的中药方子，结合西药治疗，挽救了很多生命。
从医疗物资上说，当时我们仅有纱布口罩，帽子和隔离衣都是布料的，我还记得医护人员穿着雨靴进病区。以前，针对重症呼吸功能衰竭的患者，有个呼吸机就不错了。这次我们加大了对危重症患者生命的支持力度，比如采用了体外人工膜肺，有些仪器过去是没有的。
记者：这次医护人员从武汉回来之后，都要进行14天的隔离。SARS的时候是怎么样的？
齐晓勇：当时我们医院的SARS治疗持续了6周，每两周我们轮换一拨医护人员，轮换下来的医护人员确实进行了14天的隔离，但是隔离结束后，我们判断医护人员未被感染的依据仅仅是不发烧、无症状。
现在，我们有了核酸、抗体检测，结合CT等其他临床手段，是一项科学精准的检测方法。就像我们解除隔离前，体检、核酸检测多重手段，这样，这么多医护人员回家、回到工作岗位，大家都放心。
记者：公共卫生安全涉及方方面面，院感工作是一直存在的吗？
张征：2003年SARS之后，国家注意到院感防控的重要性，要求各医院配备院感防控科。并在2006年出台《医院感染管理办法》。
此前，我负责医院的环境卫生学监测工作，此后兼任院感科副主任。
记者：那院感的工作流程是怎么发展到今天的？
张征：是一点一点摸索出来的。国家的指导性意见只是大的框架，具体实施细节因为医院结构不同、收治病人的侧重不同各有不同。
比如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对接诊的发热患者要采取各种生物样本，刚开始是对样本外部消毒，后来使用样本转运箱能更好地提高转运安全。现在针对传染病的样本检验，医院还配备了生物安全柜，这些都是不断地认知和完善。
就拿这次来说，我们总结出的经验就包括，摘护目镜要闭着眼睛，摘口罩前要屏住呼吸更换口罩；从医院回到驻地先洗澡，最好大于30分钟；鼻孔、耳朵、口腔都要清理，怎么清理？鼻孔用清水清洗就可以，但是耳朵最好用75%的酒精擦拭，口腔用生理盐水或漱口液含漱。
医学是个始终在实战中进步的学科。
记者：医院的硬件和17年前相比，现在做得怎么样？
齐晓勇：2003年SARS暴发时，省内各家医院都有凿墙、封墙的措施，目的是紧急做出隔离病区，省人民医院也迅速做出了7个隔离床位，非常仓促。
SARS疫情之后，上级部门要求3级医院都要建立发热门诊、双流向、双走廊通道并进行院区三区设置。但今年这场疫情中，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有的医院做得并不完善，还有很多改进空间。（河北日报记者白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