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最美逆行者｜齐晓勇、张征：医学是在实战中进步的学科

齐晓勇、张征：

医学是在实战中进步的学科

齐晓勇在接受采访。 河北日报记者史晟全摄

■阅读提示

河北派出的9批支援湖北医护人员，来自省市县220家医疗和疾控机构，涵盖呼吸、重症、护理、检验、影像和公卫等专业，分别参与武汉市6家定点医院和5家方舱医院医疗救治任务，累计救治患者1540人，护理患者6476人，救治成功率达到97%，团队零感染。

参与应对全国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当于打一场大仗。河北医疗队面对这项并不熟悉的任务，遇到了怎样的困难，又是如何解决的？

9批河北支援湖北医疗队在一线成立了河北支援湖北医疗总队，我们对话医疗总队的两位组长，他们分别是河北省人民医院原副院长齐晓勇、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院感管理部、检验科副主任张征。

■人物名片

齐晓勇：河北支援湖北医疗总队医疗救治组组长、河北支援湖北第七批医疗队队长

张征：河北支援湖北医疗总队院感防控组副组长、河北支援湖北第一批医疗队成员

张征在接受采访。 河北日报记者史晟全摄

从“撕口子”到“阵地战”

记者：第七批医疗队出发的时候，人员组成就和之前的几批不太一样了。这样的编排是因为什么？

齐晓勇：我们2月19日到达，当地已经基本解决了人等床。

前期医疗队多是呼吸、重症、护理等科室组成，是先头部队，要尽快解决患者应收尽收的问题，相当于要撕开这场战役的突破口。后期的一部分患者要么是核酸检测长期不转阴，要么是转阴后症状不消失。这些患者大多有基础疾病，这时候医疗队就相当于要转入“阵地战”。

根据这种情况，后面的医疗队安排了心血管、神经、血液、消化、呼吸、普外、中医等八九个科室的医护人员组成多学科治疗团队对口支援。

比如在中南医院，我们接管的一位患者，新冠肺炎核酸检测开始转阴，但是症状很重，一活动就气短，胸闷。我们心血管专家进行检查后，发现患者有阵发性房颤，明确了这个症状不是来自新冠肺炎，综合治疗后，患者一周就出院了。

记者：你们这支队伍在一线转战了不同工作区域，这对于大家有什么考验？

齐晓勇：2月19日到达武汉之后，我们先接管的是中南医院的一处病区，后来，我们又接上级通知，要进驻雷神山医院。每一次我们临时组建的科主任、护士长、院感团队都要提前“踩点”，重新熟悉环境，重新培训。

记者：河北支援湖北医疗队后期成立了医疗总队，分了医疗救治、护理、感控等几个组，这是否意味着到这个时候，前线的工作已经从应急转向了更加系统的调度安排？

齐晓勇：是这样。这么多人在一线工作，人海战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需要“多兵种”协同作战、互相配合。这是一场系统性的大仗，我们打赢了这场大仗。

比方说这次我们在一线专门成立的院感防控组，很多普通人可能原来就不太了解，但它和救治、护理一样重要。新冠肺炎是高危传染病，传播渠道也较多，医护人员是在一个相对密闭的环境下工作。一个人感染，不仅这一组有感染风险，下一组也可能会有。整个医护团队是在一个闭合的“战壕”里作战，不能仗还没打，阵地丢了。

记者：张老师，您的团队相当于是守住阵地的重要一环，但是很多人对院感防控可能还比较陌生，能否介绍一二？

张征：从感控来讲，传染病的阻断有三个步骤，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后来武汉设置了多家方舱医院，应收尽收疑似和确诊患者，就是控制传染源，动员居民不要外出、戴口罩、勤洗手等是切断传播途径。

院感防控就是医院内部感染的预防和控制，包含的内容很庞杂。医护人员主要的活动地方是病区和驻地，从人到环境到设备，小到防护服的穿脱、医废和布草（指医院的床单和病号服等）的处置，大到医院三区的设置，这次还包括酒店驻地分区等，不留死角。

相比队友，我们感控人可能是对武汉七院环境最了解的人。因为其他医护人员需要到病区工作，他们顾不上到别处去，除了所在病区以外，非常时期大家也不敢到处去转，武汉七院“长”什么样，他们不见得能说出多少来。但我要把医院的洗衣房、医废暂存点等区域转遍，所有地方都转到，凡是有感控风险的地方，都要列出来去整改。

记者：这种工作是不是平时也要做？

张征：其实各医院的感控部门每年都会定期对医院环境和医护人员进行抽检。去年，我所在医院还模拟了埃博拉病毒应急演练。模拟一名传染病患者的就诊分诊过程，预检分诊的医生戴口罩等标准防护，根据患者的发热症状，从这里给患者发放口罩等防护措施，防止进一步传播，引导他到发热门诊就诊。发热门诊有相应的隔离衣等防护措施进行保障，会引导疑似患者进入隔离观察室，装备二到三级防护的医护人员在这里进行接诊确诊。

这也是出发前，我比较有信心的原因。

我在武汉的具体工作就是要把这样的细节都纳入流程化管理。我参与制定了河北支援湖北医疗总队感染防控方案、新冠肺炎院感防控管理制度，草拟了诊疗区域隔离消毒制度和职业暴露处理流程等。部分流程要制作成表格贴到病区的每个入口处，天天强化。

细化到拉链怎么拉的程度

记者：第七批医疗队是河北派出的首支整建制医疗队，这是否意味着团队更整齐，管理相对容易？

齐晓勇：整建制接管是多学科综合团队、护理团队，打包接管医院或病区，实施全部医疗救治措施。大多数整建制接管是同一个医院派出一组人员，但我们这批的150人，来自省市县三级、40家不同的公私立医院，有的人连呼吸机消毒都不会操作。

作为队长，我不熟悉工作环境，不熟悉同事的技术水平和性格特点。我做了20多年管理岗，在我所工作的医院里，我知道什么岗位放谁最合适，但在武汉我要面对的是一支年龄最小的23岁、最大61岁（我本人）的陌生团队。我要调度这些不同技术水平的队员们做好医疗救治工作，独立接管中南医院1个病区和雷神山医院2个病区。这就需要比平时更加细化的管理。

记者：那这个细化管理能到什么程度？

齐晓勇：我们把150名医护人员分三组，医疗、护理和感控。按照医院建制，设置一个科室主任、两个副主任，一个病区设置一个护士长、两个副护士长，挑选三级医院专业过硬的人员担任，先把组织机构架起来。

治疗靠医护，防护靠感控。感控负责人临时培训了有重症病房等工作经验的8人作为感控员，在感控流程上做好医护安全。

架构搭好，这就相当于我们在前线建了一个小型医院。

记者：这个小型医院的运转有特殊之处吗？

齐晓勇：既然是阵地战，就要精准全面布阵，我们坚守“确保制度完善、细化职责落实、科学救治规范、守零感染底线”的方针。

救治团队高度重视质控，我们把三级查房搬到了一线，包括我本人，也要对重点病人查房、会诊，争取把危重症患者从死亡线上拽回来。设置质量把控人和质量检测员，他们相当于我们医疗队伍的纪检监察委，负责把控病例书写是否到位，查房执行没有等等。

我们先后做了21次培训，分专业、分层次、分人群，翻过来覆过去地培训，就是要实现人人过关，把可能“漏水”的地方全部补齐。仅穿脱防护服的流程，就要分小组、分地市地去练，什么时候演练过关，什么时候排班上岗。

雷神山有5G系统，借助这个便利，感控员能通过手机软件实时回放，仅仅是防护服的穿脱，我们发现不良事件有36起，不良事件就是接近错误，再一露头就出错了。你发现这些问题好像是坏事，但正是由于你及时发现，把它消灭在萌芽中，才不出事故。这是我们精密把控的环节之一。

准备撤离的时候，我们负责的两个病区做终末采样，ATP检测标准低于20就算合格，但我们终末消毒做到1-2。

这才有了我们管护152张床位，累计收治142名患者，治愈出院128例，实现出院患者零复阳、接手患者零死亡、全队医护零感染。

记者：在一线，科学管理体现在感控工作上有哪些？

张征：就拿防护服来说，很多医护人员日常工作中没接触过。穿防护服，拉链拉到头是不是就到位了？不是。事实上拉链扣上都有一个保险橛，如果拉到头不把拉链扣上往下卡一下，工作中一用力，拉链可能会下滑，这就可能发生暴露事故。

记者：要细化到这种程度？

张征：就是要细化到拉链怎么拉的程度。

我们在一线执行了更严格的院感防控措施。病区的抹布和拖把，清理不同区域的要按照颜色和位置精确划分，不能混用；比如酒店房间，进门的地方是污染区，外套要脱在这里，直接进卫生间洗澡，用椅子对进入房间的地方进行简单隔离，这块是半污染区，穿过这里到床的位置就相当于清洁区，从医院穿回来的外套、鞋都不要带进这个区域。一律不能佩戴首饰。一整套的穿脱防护服步骤，一个人试穿，一组人围观找毛病。

医院环境是一个系统环境，比如布草处理，消毒不到位的床单再进入病区就是感染源，含氯消毒液配比要达到1000-2000毫克/升。

治疗过程中，可能会发生暴露事故。有队友被针刺伤，从怎么挤伤口、到及时报告、感控进行风险分析，最后进行核酸检测，要做到前头去，想到最细。不能等出事再想怎么办。

我们还有很多改进空间

记者：同样是冠状病毒的治疗，当时针对SARS的治疗，和现在新冠病毒的治疗有什么不同吗？

齐晓勇：从认知上说，SARS爆发时，我们并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病毒。SARS病毒基因组序列也是SARS结束之后做出来的。但是这次，我国科研人员很快就拿出了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这就相当于我们知道要面对的是什么样的病毒。国家在短时间内拿出了几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从传播途径到治疗方案，认知在不断刷新，从医学发展史来讲，这个过程非常快也很科学。

从药物上说，SARS中期治疗开始应用激素，如强的松等来抗病毒，临床上看，针对性不强。这次我们应用了很多成熟的中药方子，结合西药治疗，挽救了很多生命。

从医疗物资上说，当时我们仅有纱布口罩，帽子和隔离衣都是布料的，我还记得医护人员穿着雨靴进病区。以前，针对重症呼吸功能衰竭的患者，有个呼吸机就不错了。这次我们加大了对危重症患者生命的支持力度，比如采用了体外人工膜肺，有些仪器过去是没有的。

记者：这次医护人员从武汉回来之后，都要进行14天的隔离。SARS的时候是怎么样的？

齐晓勇：当时我们医院的SARS治疗持续了6周，每两周我们轮换一拨医护人员，轮换下来的医护人员确实进行了14天的隔离，但是隔离结束后，我们判断医护人员未被感染的依据仅仅是不发烧、无症状。

现在，我们有了核酸、抗体检测，结合CT等其他临床手段，是一项科学精准的检测方法。就像我们解除隔离前，体检、核酸检测多重手段，这样，这么多医护人员回家、回到工作岗位，大家都放心。

记者：公共卫生安全涉及方方面面，院感工作是一直存在的吗？

张征：2003年SARS之后，国家注意到院感防控的重要性，要求各医院配备院感防控科。并在2006年出台《医院感染管理办法》。

此前，我负责医院的环境卫生学监测工作，此后兼任院感科副主任。

记者：那院感的工作流程是怎么发展到今天的？

张征：是一点一点摸索出来的。国家的指导性意见只是大的框架，具体实施细节因为医院结构不同、收治病人的侧重不同各有不同。

比如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对接诊的发热患者要采取各种生物样本，刚开始是对样本外部消毒，后来使用样本转运箱能更好地提高转运安全。现在针对传染病的样本检验，医院还配备了生物安全柜，这些都是不断地认知和完善。

就拿这次来说，我们总结出的经验就包括，摘护目镜要闭着眼睛，摘口罩前要屏住呼吸更换口罩；从医院回到驻地先洗澡，最好大于30分钟；鼻孔、耳朵、口腔都要清理，怎么清理？鼻孔用清水清洗就可以，但是耳朵最好用75%的酒精擦拭，口腔用生理盐水或漱口液含漱。

医学是个始终在实战中进步的学科。

记者：医院的硬件和17年前相比，现在做得怎么样？

齐晓勇：2003年SARS暴发时，省内各家医院都有凿墙、封墙的措施，目的是紧急做出隔离病区，省人民医院也迅速做出了7个隔离床位，非常仓促。

SARS疫情之后，上级部门要求3级医院都要建立发热门诊、双流向、双走廊通道并进行院区三区设置。但今年这场疫情中，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有的医院做得并不完善，还有很多改进空间。（河北日报记者白云）

■记者手记

每个医疗队员都得到了洗礼

当一批批医疗队撤回，当鲜花和掌声过后，从与战疫中这些最美逆行者对话中，我们越发体会到，他们作为普通人所爆发出的勇气和决心。

坐在记者对面的张征，采访中几次摇头，“有时太难了，真的太难了。”

多难呢？

很难想象吧，包装防护服的塑料袋，一度是病区的“抢手货”，护士长们都会小心翼翼收集起来，当鞋套用。买到超市里的垃圾袋，感控人员就一阵欢呼——又能坚持几天。

张征微信上保留着医疗队员的询问，塑料袋套不全，鞋面就暴露在外面，队员询问这是否存在感染可能，张征回复了七八条，对方一句未回。

张征戴着口罩，透过略有雾气的眼镜看着我说：“作为感控人员，有时候觉得那样的环境对不起一线工作的兄弟姐妹，可是我能怎么办？”那未回复的微信对面，只是一个个面对感染可能也内心忐忑的普通人。

有医护人员戴着双层手套拉开污染区的门，用力过大导致手套破损、护目镜脱落、口罩脱落，还有人给患者扎针时刺破了自己的手指……

张征手写的工作记录中，记录着他们用过粉尘作业的工业防护服，也记录着领到配发的三级防护服时他的特别标注，“曾经让我们眼馋的防护服”，以及图片下一句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份“洋洋得意”，令人心酸。

我们看到的是全省1100名医护人员零感染而归的数字和结果，却很难去揣测，在一线工作时，他们所经历的内心冲击和煎熬，在承担管理职能时，他们面对的责任和压力。

齐晓勇穿着一件蓝色外套，和其他医疗队不同，左胸口写着雷神山医院以及齐晓勇三个字。采访中，他不断摩挲着这行刺绣的字，语调低沉地回忆起抵达武汉的那个夜晚，不过晚上8点的武汉街头，只有接他们进市区的一辆车在一路疾驰，大巴车里安静得好像掉根针都能听见。

这位1982年从事医疗工作的心血管方面专家，也回忆起2003年，作为省人民医院常务副总指挥，在CT楼上给同事开SARS治疗动员会上的一番话：不要怕，我第一个上。

他笑笑，眼角挤出一叠皱纹，承认当时心里也是没底的。可继而，他往前探了探身子强调：“怎么办？总得有人上。作为领导，你还得头一个上！”

他们，当年都曾穿着雨靴戴着布口罩，多次出入SARS病区，比谁都更清楚那里的危险。就像这次，去年退休被返聘的齐晓勇，以“有经验”为由，主动要求到一线；张征被通知时，距离出发只有一个半小时。

没人讲条件、怕危险。

可采访中，说到结果，说到阶段性胜利，他们都说这是团队的努力，是集体的贡献。

张征说，我就干了点该干的事儿。

齐晓勇说，表面上看，是我们打赢了一场仗，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了洗礼。

风平浪静之日，别忘了负重前行之人。（河北日报记者白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