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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的天使】河北支援湖北第五批医疗队队员张新亮:即便危险重重 我也必须去

2020-04-23 14:59:08 来源:河北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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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摄影家协会供图

【人物名片】

张新亮:男,1979年10月生人,中共党员。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河北支援湖北第五批医疗队成员,武汉江岸方舱医院医务处副主任。

【凡人语录】

“病人以性命相托,岂敢懈怠。”——张新亮

出征前情况如何,家里人支持吗?

2020年2月9日凌晨4:30,我接到了科里的电话,当时心里非常激动,感觉终于能通过自己的工作报效祖国了,挺骄傲的。

接到电话之后,我没有立即告知家人,只说去科里开会。到医院后,领导询问我去武汉支援的意愿,我说:“行啊!咱们现在走吧!”

我和父母同住,消息是瞒不住的,就打算临走时再告诉父母,省得他们担心。早饭后,我先到科里做了简单地工作交接。然后去超市采购,准备了一些生活物资,同时又给家里多准备了些蔬菜。回家后,我将支援武汉的消息告诉了他们,他们当时很担心我,但是也非常支持我的工作。爱人帮我一起收拾行李,开启嘱咐模式,让我千万注意防护注意安全。

虽然疫情严重,但是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我还是很有信心能完成任务的。

出发前有没有做过最坏的打算?

肯定有做过最坏的打算,当时也不知道能不能回来。走的那天交接完工作后,在医院含着泪写了三封遗书,给媳妇、爸妈、儿子各一封,走得很匆忙也没有太多交代。主要还是跟孩子说,一个是要锻炼身体,身体是工作的根本,再一个就是希望孩子要有一个正常、健康的心理,一定要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和父母解释,国家有难,儿子又作为急诊医生,这个特殊的职业一定要上不能后退,希望二老保重身体;再有就是给爱人的信中对家里的琐事交代的多一些。遗书写完放到了我的更衣柜中,之后和我们护士长简单地交代“若遇不测,请我爱人来收拾,后事处理听从组织安排,不给组织添麻烦。”

您之前去过武汉吗?疫情前后您的感受有什么变化?

2017年时,我去武汉参加过一次学术会议,有三天的短暂逗留,会议间隙也看了看武汉市容市貌,热闹繁荣。

这次到了武汉,与原来完全不同。2月10日凌晨00:40左右飞机降落武汉天河机场,机场特别空旷,当时就我们这一批人员乘坐的两架飞机停在停机坪上。

那天凌晨的武汉特别冷,路上湿漉漉的,城市像生病了一样,顿时有种想把它抱在怀里的冲动。

去武汉之前,对方舱医院了解多少?

当时只是看新闻报道说要建一个可以收治1000个病人的方舱医院。我本身是干急诊重症的,会重点关注重症或危重症病人治疗方案、呼吸情况、感染情况、CT情况,所以当时对方舱医院真的没有太多的了解,后来才知道方舱是收治轻症和普通型病人的。

在方舱工作一周后,才有了基本的了解。方舱医院是从战地医院转换过来的形式,最主要作用是控制传染源,切断病毒传染途径,保护易感人群。方舱医院集中收治了包括社区、医院在内的所有轻症和普通型的具有传染性的病人,确保居家人员是身体健康的人群,这样就将病患和未患病人群完全分开,有效切断了传染病的传播途径。

能谈谈您在方舱医院工作情况吗?

江岸方舱医院,2020年2月12日开始收治病人,2月20日第一个病人出院,3月8日闭舱,医治患者626人,收集病历647份,安全平稳运行26天。

江岸方舱医院设置900张床位,河北医疗队与江西国家应急医疗队、天津应急医疗队、天津支援湖北医疗队四支医疗队共同管理江岸方舱医院。方舱内我们分成两大病区,一病区由河北医疗队管理。我当时任方舱医院医务部副主任兼任病区的医疗组组长,同时也做一些管理工作。

刚刚进入方舱工作的时候,时间紧急,我们六小时一个班次,一天二十四小时四班倒,又按照医生级别(医师、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副高、正高)分层次将100名医生分级、分组倒班,收治病人。

单从治疗角度来讲,方舱的治疗工作要做的第一个是了解清楚病人基本病情,第二个就是防止病人向重症、危重症发展。

病人进舱后,我们要分诊,平日都是用身份证刷卡办理并进行电脑录入,简单快捷,但在这里没有条件,分诊完全靠人工录入。病人到达后,护士先安排床位,病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码、既往病史等情况全部要人工书写。早期的防护物资并不是特别充分,当时的物资真的是“百家饭”,各式各样的防护服,各式各样的口罩。进舱首日,医护人员都是第一次穿防护服,都担心有没有被感染的风险,但是当大家投入工作以后就顾不上那么多,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力量就上来了,任何事情都能办到。

从武汉撤离时的情况怎么样,有没有特别印象深刻的?

闭舱之后工作并没有结束。一部分医疗队员又去支援武汉七院,剩下的人员组织完成方舱医院病人病历整理等后续工作,共整理病历647份,工作繁琐耗时,我们成立了整理病历工作突击队,加班加点地干。整理好的病历按顺序装满了5个箱子,这项工作完成以后,大家特别高兴。

完成方舱这边工作以后,我们这批还有一部分人在支援市七院,那边当时还有30多人的危重症患者需要治疗。随着出院人数的增多、病人的减少,武汉市的医疗状况趋于好转。3月中旬的时候,我们接到通知说可以撤离了。

3月18日,我们从武汉回来了。回来的路上,河北航空空乘人员也特别让人感动,他们说“接英雄回家了”,其实我们也并不觉得自己是英雄,只是换了一个工作场所而已,现在从武汉“下班”回来了,再继续自己的工作,但是国家、社会、单位给我们的荣誉太多了。

这次经历是否使您对未来工作、生活有了更新的认识?

第一个感谢祖国对我这么多年的教育与培养,从1999年上大学到2004年参加工作,之后又读研究生、博士生继续深造,在这次国家有难的时候,自己能为国家作一些贡献也是非常高兴的。

第二个是病人以性命相托,岂敢懈怠。在方舱工作中,小到病人需要一个指甲刀、一节电池,大到病人怎么治疗,都是我们的事情。抱着这个想法为病人去服务,都是心与心的交流,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医患关系在那时已经逾越了医患关系,而成为了“战友”,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为“把疾病打倒”而共同努力。这是在平时从医工作经历中没有感受到的。回归正常医疗工作中,我将继续怀着感恩的心,为病患做好服务,急病人之所急、想病人之所想,心与心的交换,会换来病人对你的尊重。

(文稿部分节选自河北省档案馆刘慧鑫采访整理口述档案资料,编辑孔思远)

责任编辑:孔思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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