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移动版，省流量，体验好■阅读提示
17年前，她曾担任河北省抗击SARS专家组成员。
17年后，她58岁了，作为河北支援湖北医疗队第一批、第二批医疗队队长带队增援。
她带领144名来自全省各地市，不同经验、不同科室的医护人员接管了武汉市第七医院。
截至3月14日，48天时间内，他们累计收治患者429人，其中重症患者119人、危重症患者78人，累计检验核酸样本8144人份。归来时，包括她在内的全体医疗队员保持了零感染。
她被称为河北医疗界呼吸领域的“大拿”，也是全国呼吸领域的专家。我们在4月1日，与她做了一场对话。
她叫袁雅冬，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大内科主任、呼吸与危重症内二科主任。
袁雅冬接受记者采访。河北日报记者 赵海江摄
“我的责任除了救人，还承诺团队零感染”
4月1日，平山县紧邻岗南水库的一处酒店，河北第一批支援湖北医疗队正在这里隔离休养。袁雅冬戴着口罩、裹着一件羽绒服从楼上下来，没有握手，面带笑容，递给记者两瓶矿泉水。
记者：这几天，恢复了一些吗？
袁雅冬：心情放松一点了。来回55天，打了一场硬仗。在那儿天天高速运转，就像一列火车，回来需要慢慢减速。昨天大家聊起在武汉期间的一些感受，还是泪流满面。
记者：是不是回想起来，就像在昨天？
袁雅冬：有时候一睁眼，还觉得要去病房。我们在武汉期间，就有心理咨询师给大家做一些心理疏导，在这休养期间，也有心理咨询师过来，我觉得不需要，自己能治愈自己。作为医疗队队长，那么多病人需要治疗，那么多医护人员要保证不被感染，我顾不上心理咨询。
记者：出发前对武汉那边的情况有所了解吗？
袁雅冬：了解不全面。1月中下旬，通过新闻报道，我就关注到武汉这类病例。但我的了解和大家一样，仅限于报道。但作为呼吸科医生，格外留意了下，在门诊接诊发烧病例时，也有意识地询问病人是否有湖北外出史。
1月23日，我还参与了国家卫健委组织的专家督导（新冠肺炎）工作，目的地是江苏一家医院和一家社区，当时那边做得挺好，1月24日（大年三十）飞回石家庄。
记者：这次督导的经历，是否意味着您出发前，对后面去武汉的工作内容可以有所准备？
袁雅冬：也不是。1月25日报名之后，知道近期肯定要出发，但哪一天走，去哪一家医院，去了要做什么是不知道的。1月26日12时左右，单位通知下午先去太行国宾馆开动员会，当天就出发。我正在我父亲那吃饭，那会电话一个接一个，我说不吃了，也吃不好了，赶紧走。
记者：出发前您获得的信息是什么？
袁雅冬：我就知道这一批有150人，其中5名省卫健委的同志带队，我是医疗队长。
我还知道，作为队长，我的责任除了救人，还承诺团队零感染。这145名医护人员，来自全省不同地市的医院，年纪、配合度、经验是什么，我一无所知。所以晚上上了火车，很多人睡了，我睁着眼，脑子里一直在琢磨。
去，是去救人的，要体现河北医疗队的水平，还要保证去的医护人员安全，这活儿该怎么干。
记者：什么时候有了眉目？
袁雅冬：第二天。拿到了145人的大名单，5个普通医疗组，1个重症组，其中普通医疗组都是5个医生、9个护士、1个院感的配比，重症组是60人，还有10名检验成员。看到这，我心里踏实了一点，院感老师在，就要好很多。后来制定方案时，我就要求院感老师一定要跟着进病区，重点关注医护人员的防护问题。
记者：到了武汉之后，您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有什么？
袁雅冬：1月27日凌晨4时抵达的武汉，当时武汉第七医院的院长和我们简单沟通了下，天亮之后，我组织各组组长、护士长到医院实地考察了下。这第二天就要开始干活了，总得熟悉下环境啊。结果一看，心里咯噔一下。
就拿住院部来说，国家卫生健康委下发的新冠肺炎防控方案（第三版）中，指出的无效、不能使用的手消，好几处都在使用。这意味着医护人员工作结束消毒是无效的啊。医院“三区两通道”（污染区、半污染区、清洁区，以及医护通道、患者通道）不完善，出了电梯推开一扇门就进入病区，家属和患者随意出入。
记者：这个局面是不是挺意外，您作为队长要做哪些工作来改善？
袁雅冬：非常意外。我们首先和武汉七院提出要马上建立“三区两通道”，改善这些不利于工作开展的环节，不能有无谓的损失。另一方面，住院部三个病区，两个病区分别有48名患者，一个病区39名患者，我们五个医疗组，要打乱重新分配，组成三个普通医疗组接管三个病区。
记者：考察、分组这些工作都要在27日完成？
袁雅冬：对，第二天我们就要进入病区开展工作了，这么多人怎么编排？都得有个清晰的计划。当时医疗队带的防护服不多，我们医院带去了600套防护服起了很大作用，但不能大家都进去，得合理分配。我就给组长们开会，让他们把自己组分出一二三线医护人员，每一组再安排排班。
记者：安排完这些工作，接下来还要做什么？
袁雅冬：成立专家组。中南医院两名专家和我，我们要结合新冠肺炎防控方案（第三版）拿出一个治疗方案，让这家医院的治疗同质化。这么多人，大家的医护水平不同，必须得拿出一个标准。比如观察项目内容、指标复查的时间点、如何开展治疗等，保障同质化，让这家医院运转起来。
“我的自我调节就是下一个病人，我尽力治疗”
截至4月1日，袁雅冬2020年的朋友圈，只有5条，分别是1月26日出发，2月2日报平安，2月26日感谢团队，3月14日纪念武汉第七医院患者清零，3月20日河北首批支援湖北医疗队回家。
3月20日这条朋友圈，她这样写道——河北首批援鄂医疗队全部平平安安回家。
只有亲身经历的医疗队员，知道这句话的分量。
这是她在临出发前，作为队长“零感染”承诺的兑现。但当记者问到零感染实现的过程时，袁雅冬沉默了，接下来她这么说的。
记者：返程时是不是就轻松了？
袁雅冬：上了飞机我就开始哭，压力多大，只有自己知道。你看我的手机，里面没读的微信信息得几百条，我不敢看，怕自己绷不住。到了武汉，我就把之前工作的群都取消置顶了，只把我们在武汉的工作群置顶，强迫自己不去看那些关心和鼓励的话。
记者：之前您也说了，接管的武汉七院条件要改善，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困难？
袁雅冬：正常的医护配比在武汉七院应该是20个护士对应48个患者，但是我们面对的病人远超过我们的人手。1月29日，经过抢修，“三区两通道”做好了，但是住院患者中有70%的重症，治疗难度很大。
尤其是1月29日、30日，武汉七院没有呼吸科，但急诊人满为患，这边收进来的病人就是住院区的患者。我到急诊观察了两天，发热患者到下午四点多还在排队，在很多医院，门诊这个时间已经没多少人了。观察室加床加到40多张，已经没法加了，有病人就坐着输液。
看到这个情况，我一下急了。
记者：这种情况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袁雅冬：得不到及时收治，轻症转重症，重症转危重症。当天我们开会就提出应收尽收，加快病人周转，一定体现河北医疗队的水平，尽量收治更多患者。
记者：但医生不是万能的，面对危重症患者是不是会有挫败感？
袁雅冬：会。当患者清醒的时候，他拉着你的手，一遍遍跟你说，救救我救救我。护目镜一哭就看不见，不能哭。还有一个一百多名医护人员的团队等着我安排，那时候我就觉得自己是个没有感情的机器，有人问我累吗，怕吗，我不想回答，根本没时间想。一睁眼，就是一堆工作。
记者：除了患者这边，医疗队员有没有问题需要您处理解决？
袁雅冬：到武汉的第二天，也就是1月28日，为了做好防护，我们开始每一名医疗队员在离开酒店前和回到酒店前测量体温。每晚汇总到我这儿的时候，差不多是10点多。超过37摄氏度的，我要挨个去房间了解、慰问。
人太多，总是找不到房间号，后来改为打电话。
医疗队员们，都是普通的孩子啊，有的比我的孩子还小，哪一个不是家里的宝儿。体温高一点，有各种原因，但在这种高危环境下工作，谁不怕呢？作为队长，你的工作得到位。
我当时认不全每一个队员，但她们一说名字，我就知道，我给你打过电话。
记者：这时候医护人员心里也有波动吗？
袁雅冬：是，尤其是自己精心照管了好几天的病人，突然就走了。医疗队员们的精神会变得非常脆弱。我只要听说了谁情绪波动，就会马上找他谈，会问他两个问题：你在治疗过程中有失误吗？医生是万能的吗？
但是给队员挂了电话，我也得坐在床沿边缓一缓。我也是个普通人。我的自我调节就是下一个病人，我尽力治疗，希望他能挺过来，活下来。
记者：相对这些心理、精神上的问题要解决处理，在进入病区后，您安排医疗队是怎么做的？
袁雅冬：1月27日，我就给院感老师开会，千叮咛万嘱咐，穿防护服还好说，重点要关注脱。脱不好，前面的防护白干了。而且看多少遍视频，真正穿脱的时候，也还有不会的。我经历过SARS、甲流，这些都是积攒的经验。
“我只是做了一个呼吸科医生该做的”
袁雅冬的白大褂上，写满了医护人员、当地民警、志愿者等人的签名。 河北日报记者 赵海江摄
袁雅冬带回河北的物品中，有一张特别的机票，时间是3月20日，航班是英雄号，舱位是功勋舱，登机口是凯旋门，出发地湖北武汉，目的地：家。
被问到解除隔离回到家后最想做什么，袁雅冬脱口而出，把家里床单先撤下来都洗了。
这不经意间展露的普通人一面，让我们看到脱下白大褂后，“大医生”的平凡。
记者：作为带队一线的老兵，您身上很多故事，但听说您拒绝了不少采访，为什么呢？
袁雅冬：我都这么大年纪了，不需要这些。年轻人需要一个机会站出来，我占了这个地儿，他们就没了。这次80后、90后表现非常棒，需要借助媒体，让大家知道年轻人的风采。
记者：露脸的机会您愿意让给年轻人，上一线面临危险要抢着去。
袁雅冬：我只是做了一个呼吸科医生该做的，职责所在，责无旁贷。
大年初一（1月25日）我在医院查房，晚上11点多，医院人事处给我打电话，让我们大内科报一个副主任医师以上的医生和一名护士，准备派往湖北支援。我们大内科有5名符合条件的医生，这么晚了，我干嘛还要挨个打扰他们？我就问了下护士长李岩让她们报一个护士，医生就定了自己，结果过一会儿，我一看手机上李岩发来的信息，也报的她自己。护士长和科主任一起出征，这是一个整建制出征。护理是救治工作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事实证明，李岩护士长的管理水平和护理水平都非常出色。
记者：在您的从医经历中，经历过SARS，今年又参加了新冠肺炎的救治，从医护人员的角度能谈谈不同的感受吗？
袁雅冬：SARS期间，我是省内、院内、市内的专家组成员之一。从各地督导到专家会诊，都有参与。SARS当时的诊断标准是流行病学史加临床特征，而这次的新冠肺炎，科研人员很快就拿出了病毒基因序列，通过流行病学史、临床症状、核酸检测同时来进行诊断，更加精准，这是医学和科技的很大进步。
记者：这个经历对您在新冠肺炎患者的治疗过程中有很大帮助？
袁雅冬：从SARS到新冠肺炎，医生们都非常注意流行病学史的调查，今年1月中下旬，从新闻看到武汉有不明原因肺炎后，我们科室也开始对发热病人的出行史等展开细致询问，这都是经验。
记者：您同时还是专家组成员之一，要在很多疑难杂症上拿出拍板意见，您能具体介绍一下吗？
袁雅冬：在武汉七院期间，有个病例要进行专家会诊，在确诊新冠肺炎的同时，这名患者出现了意识障碍、血常规异常，是基础病还是新冠肺炎引起的，这需要搞清楚，才能制定明确的治疗方案。
我们常说，避免误诊漏诊，这句话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很难。会诊中，我认为新冠肺炎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会引起后面两个症状。
医学除了掌握一定的知识，还要有条理清晰的逻辑思维。患者肢体肌力较差，但是血液系统疾病或新冠肺炎都不能导致这种症状。所以我们做出结论，这个患者存在三个疾病，中枢系统疾病、血液系统疾病，以及新冠肺炎，不能以一元论解释。
记者：听说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其他医生拿不准的诊断，就特别希望您出马。
袁雅冬：他们夸大了。医学的特点之一，就是不断学习不断发展进步，谁也不能说一出马就准。我也是一步步成长起来的。
1984年我从河北医学院（现河北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毕业，一直在大内科轮转了9年。大内科包含心血管、消化、呼吸等6个科室，后来又增加了免疫风湿科。3个月轮转一次，你轮完一圈，再回到其中一个科室，会发现还有学不完的知识，要是哪一个科室没轮到，还会找上级要求安排。
记者：这种轮转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吧？
袁雅冬：是这样。从一上班就发现5年专业所学不够，那会儿攒俩月工资买《实用内科学》《鉴别诊断学》，逮着老主任们就问，白天上班晚上看书，不断充实临床基础知识和技能。
那时候最高兴的，就是你值夜班时，你的上级大夫不需要总被喊起来处理你解决不了的问题；第二天早晨主任查房时，没有对你的处置意见提出质疑或批评，哎呀，这一天就美好得不得了。 （河北日报记者 白 云）
■回放
这次经历，都浓缩在这件白大褂上
返回河北，袁雅冬带回一件宝贝。她从带下楼的塑料袋里，小心翼翼拿出一件叠得整整齐齐的白大褂，上面被红、黑两种笔，写满了名字。
袁雅冬的手指从一个名字上滑过，就能讲出这个名字背后的故事。
这里面有武汉市第七医院最后一个新冠肺炎病区关闭时，所有当班的河北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有武汉第七医院的部分医护人员，有接送河北支援湖北医疗队34路公交车队部分司机，有坚守执勤的当地民警，有跑前跑后的当地志愿者，也有电视台的记者。
“这场胜利可不仅仅是医护人员的胜利，这是一场举国之战。”袁雅冬感慨。
医疗队出发时太匆忙，几乎每个队员带的东西都不多。尤其是时间一长，衣服都不够换洗。袁雅冬回忆，酒店不能开空调，晚上就不脱衣服盖两床被子睡。但进入病区，得穿着秋衣秋裤套防护服，冷得直哆嗦。
袁雅冬拽拽身上的灰色羽绒服，抻出里面的红色毛衣，又伸出腿抖抖裤子，她说，这一身，从头到脚，包括袜子，除了这双鞋是自己的，都是爱心人士捐的。
也因此，她说，在武汉的日子，医疗队顶在最前线，身后有一群“烧柴人”。
相比救治一线的紧张，医院外的每一天，有很多人默默在维持运转。
武汉市第七医院的氧气压力不足，急需氧气罐，经过多方协调，氧气罐来了。这天，她遇见几个穿着防护服的人从车上往下搬运氧气罐，就想过去问问这是哪个医疗组的小伙子。结果，他们哪个组也不是，他们是当地的民警。
氧气罐运到病区，很多患者24小时要用，但氧气罐几小时就用完一瓶，几乎每次去病房，袁雅冬都能看到年轻的护士们把氧气罐从楼道这头滚到病房，这对于穿着防护服的医护人员来说，是体力极大的消耗，可没人抱怨。
从医院到酒店大约2公里的路程，有一天深夜，袁雅冬想溜达溜达走回去。当她路过靠近医院的一家警务站时，一个民警喊住她，“您是医疗队的吧？我送您回酒店。”
袁雅冬说不太远，走回去就行，婉言谢绝。回到酒店后和同事一说，居然很多人都认识他，原来这位民警已经送过好多医护人员。
负责接送河北医疗队的是武汉市34路公交车车队的六七位司机师傅，因为医护人员的工作24小时轮转，班次不固定，随时都有人去医院、回宾馆，任何时间喊几位师傅送一下，他们都很快赶到。
袁雅冬说，在武汉听到的最多的话，就是谢谢。走到哪，一说是河北支援湖北医疗队医护人员，对方就竖大拇指，鞠躬，不停地道谢。
她还遇到一位不知姓名的志愿者。那天她要到武汉紫荆医院做一次会诊，另一名专家组成员说几分钟后到医院门口接她。袁雅冬等待期间，看见冷清的大街上，一辆私家车开过。几秒钟后，这辆车又慢慢倒回来，一名年轻人落下车玻璃问她是不是医护人员，得到袁雅冬的肯定答复后，年轻人力邀，您上车吧，您去任何地方我都送过去。
袁雅冬说，这次经历，几乎都浓缩在这件白大褂上，它也是全国各行各业团结战斗过的象征。“解除隔离后，我要把这件白大褂捐给母校河北医科大学校史馆。让学弟学妹们都知道，有过这样一段日子。” （河北日报记者 白 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