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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22日，农历小雪。
张晓峥和两名考古队员正蹲在一个4米见方、2米多深的试掘探方里，用毛刷轻轻刷着一件露出头的陶器。探方外，考古队员支起的烤火堆火苗高蹿。
这是南阳遗址北3.5公里，考古队另一处主要发掘地——容城晾马台遗址，一处商周时期遗存，省级文保单位。
北方考古，对气温有要求，每年挖掘时间只有春、夏、秋三季。考古队要赶在大地上冻前，挖完这个探方。
三名考古工作者蹲在探方里刷了半晌，终于小心翼翼捧出一件器物。
“张队长，这是个宝贝？”考古队雇的当地民工手揣在袖子里，好奇地围上来。
“挖宝”，是许多普通人对考古工作的理解。
这件器物是大半个陶鬲，直白地说，是古人做饭的锅，残留了部分口沿、腹部和足，残高30厘米左右。陶鬲的足部，还带有明显的火烧痕迹。
民工们怎么看，都觉得没一点“宝贝”的样子，一块灰头土脸的陶片而已。
但在考古人眼中，这还真是“宝贝”，而且是晾马台遗址考古的重大发现。
“刚一出土，从陶鬲口沿、腹、足部的造型看，就感觉年代比较早，不像春秋战国的，倒像西周的。”张晓峥说。
当时，包括雄安三县，整个白洋淀区域都没有西周时期文物出土。
不过，考古人习惯了有九分把握说七分话，毕竟只出土了一件形似西周的器物，他们忍住兴奋，现场没做定论。
器物很快拿回工作站文物修复室，修复完整。
“拿着修复件与十几件同出器物一一比对后，我们才敢肯定地说，就是西周。”张晓峥手一挥，仍有些激动。
这件西周陶鬲一下填补了空白，成为完善雄安考古学文化谱系编年的珍贵实物资料。
南阳遗址考古队主要是搞“不动产”的，最让他们兴奋的，是在遗址中部偏北处，发现了一道宽近20米的东西走向战国夯土城垣。
“不得了，当时越挖越吃惊，城垣南北最宽处有17.5米。”张晓峥说。
修建城墙，自古都是官方工程。2000多年前，一道如此之厚的城墙，究竟要保护什么重要的人？
“没准城内会有大型建筑基址！”考古队员们想到了史籍中有记载，春秋燕桓侯迁都“临易”、战国燕文公迁都“易”，位置都指向南阳遗址周边区域，但至今没有找到。
南阳遗址，会不会与这两座城邑有关？队员们都铆足了劲儿找大型建筑基址。
1米、1.5米、2米、2.5米……
“我们在第3发掘区发掘整整一年半，把战国到宋金的遗存都翻出来了，就是没有一点大型建筑基址的遗迹。”张晓峥提起这事，忍不住一声叹息。
“失望吗？”记者问。
“肯定啊！”张晓峥向后捋捋头发，沉默了片刻，“但没有重大发现才是考古工作的常态。”
不过，考古队可不是全无收获，他们挖出了一把完整的文化层“时空标尺”。
记者顺着第3发掘区的土台阶下去，是2米多深的探方，探方壁面上一道道起伏的白线间，贴有字母、数字组成的地层标签。
“从下向上，是战国早中期、战国晚期、西汉早期……魏晋北朝时期、唐—宋金时期。”张晓峥点划着一个个标签讲解。
被白线分开的土层，考古人叫它“文化层”，是历史上人类活动留下的痕迹、遗物和有机物所形成的堆积层。
第3发掘区的文化层跨度时间长，从战国到宋金，主要朝代不缺环，而且各文化层都有器物出土。
“日后，这就是一把‘标尺’，周边遗址如果有出土文物难断代，可以参照比对这里的同类器物。”张晓峥说。
事实上，几年来，考古队已经勾勒出了一个以南阳遗址、晾马台遗址为核心、面积20平方公里、由13处遗址墓地组成的、年代从距今4000年龙山时代到宋金时期的“大南阳遗址”，文化发展连绵不断，延续3000多年。
这，是雄安新区千年历史文化的缩影。
“我们考古从来不是为了‘挖宝’，而是要透物见人，透过那些冷冰冰的遗物、城址、墓葬，窥探它们背后古人的生产生活和思想文化，探寻历史，寻找我们的来处。”张晓峥说。（河北日报记者李冬云 图片均由容城南阳遗址考古队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