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雪行宫
——探访崇礼“太子城”遗址
崇礼太子城遗址考古现场 记者高振发摄
谁也没有想到,几年前的一次考古调查,竟然将这个湮没多年的“太子城”行宫,从冰雪中惊醒,给崇礼从历史深处接续上文明的烛光。此刻,正值盛夏,华北平原一片燥热,而崇礼这个群山环绕的小城,却是风光明媚、凉爽宜人,吸引着无数人走近它,追溯历史之河,去捡拾遗失的文化碎片。
崇礼“太子城”遗址考古发掘已取得重要成果。据有关部门初步认定,太子城遗址为金代“捺钵文化”之遗存,极可能是《金史》中所载金章宗驻夏的泰和宫遗址。太子城的诸多谜团,目前仍处于探索研究中,让我们去探访,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是谁建此行宫
“捺钵”,是辽、金时期的“国俗”,也是游牧民族文化特色的体现。所谓四时“捺钵”,是契丹语的译音,本为行宫、行营或行帐之意。辽代皇帝喜欢四时“捺钵”,而金代,则“循契丹故事”。金代皇帝的“捺钵”活动,叫“春水”“驻夏”或“秋山”。从熙宗朝始兴,至世、章两朝为最,章宗之后,基本淡化甚至绝迹。崇礼区太子城遗址,被考古发掘判定为金代中后期,约世宗、章宗时期。
那么,世宗、章宗两帝,到底是谁兴建了太子城行宫呢?
《金史》中,对皇帝的“春水”“秋山”活动,记载得非常简约,太祖、太宗、熙宗及海陵王完颜亮之前,其“春水”活动,多在女真人的“金源故土”进行。自完颜亮弑兄迁都中都(今北京)以后,金朝皇帝的“春水”活动,多选择在中都周边地区进行。以世宗一朝为例,其“捺钵”活动多在滦河上游金莲川的“曷里浒”“凉陉”“冰井”“麻达葛山”等地进行。《金史·卷九六·梁襄传》记述,世宗将幸金莲川,梁襄上疏谏曰:“今行宫之所,非有高殿广宇城池之固,是废其藩篱也……所次之宫,草略尤甚,殿宇周垣唯用毡布。”可以看出,世宗在金莲川“春水”时,并未大兴土木,建设一座像样的行宫。
金章宗完颜璟,对于“春水”“秋山”和“驻夏”活动情有独钟。章宗在位二十年,其中十七年有“春水”的记录。章宗初期,由于漠北室韦蒙古人的鹊起,北方草原的时势发生了新的变化,章宗皇帝赴金莲川“景明宫”驻夏的安全成了问题。章宗出生在“景明宫”,不能到金莲川的“景明宫”驻夏,实为憾事。但京畿附近又没有更凉爽的“驻夏”之地,为皇帝建设新的“驻夏”行宫,已经成为朝廷亟待解决的大问题。
于是,章宗选定了“三叉口”为新的“驻夏”地,并“亟遣有司修建行宫”(《金史·列传第三十三·董师中》)。明昌四年始动工兴建,经七至八年的建设,于泰和元年行宫告竣。因改元为“泰和”年号,三叉口的驻夏行宫遂取名为“泰和宫”。宫已建成,章宗欲往“驻夏”,汉臣李愈立即上疏劝阻:“……方今戍卒贫弱,百姓骚然,三叉尤近北陲,恒防外患。兼闻泰和宫在两山间,地形狭隘,雨潦遄集,固不若北宫池台之胜,优游闲适也。”(《金史·卷九六·李愈传》)章宗不从。李愈复谏:“北部侵我旧疆千有余里,不谋雪耻,复欲北幸,一旦有警,臣恐丞相襄、疏密副使阇母等不足恃也。况皇嗣未立,群心无定,岂可远事逸游哉。”
汉臣李愈的上疏,为今天判断泰和宫的具体方位,提供了四点有价值的信息:其一,泰和宫地处边陲,靠近坝上草原地区;其二,泰和宫在长乐川的三叉口;其三,泰和宫建在两山之间,地域狭隘;其四,泰和宫所在的三叉口,属于龙门县地界。
龙门县,即今赤城县的龙关镇,金朝初年,隶属于弘州。明昌三年,为兴建泰和宫,割弘州龙门划归宣德州,设龙门县。泰和五年,由“掌守护宫城殿位”的提举兼任龙门县令。《金史·地理志·龙门》载:“龙门,晋县,国初隶弘州,后来属。明昌三年割隶宣德州。有庆宁宫(即泰和宫),行宫也,泰和五年以提举兼龙门令。”由此记载,可以看出:朝廷十分重视泰和宫的修建,为搞好建设,统筹地方人力、物力、财力,将龙门升格为县。
今龙关镇境内有三岔口村,但李愈所言泰和宫建于“两山之间”,龙门镇之三岔口村并不具备这样的地形条件,只有崇礼太子城具备“地处边陲”“雨潦遄集”这样的特点。太子城所在的位置,正是三叉口地形,向西通往崇礼县城;西南通往今赤城县龙关镇;东北通往老虎沟、新墩坑一带。而且,太子城所在的地域确实“地形狭隘”,近在“两山之间”。
章宗对新建成的泰和宫,十分喜欢,泰和二年五月,泰和五年五月,两度驻夏泰和宫。还将泰和宫“初荐新于太庙”。章宗除将泰和宫改为庆宁宫,把庆宁宫所在的长乐川改为云龙川外,还作诗《云龙川泰和殿五月牡丹》:“洛阳谷雨红千叶,岭外朱明玉一枝。地力发生虽有异,天公造物本无私。”
缘何又名“太子城”
崇礼太子城遗址考古项目北区大门 记者高振发摄
泰和六年(1206年),金章宗驻夏庆宁宫的第二年,蒙古汗国成立,推铁木真为汗国皇帝。金大安三年(1211年),蒙古汗国开始对金作战。大安三年八月的“野狐岭战役”,崇庆二年(1213年)的“怀来战役”和“缙山(今延庆)战役”,基本上奠定了金朝灭亡的社会基础。
那么,庆宁宫为何又有了“太子城”这个名字呢?
研究太子城名称的来历,笔者以为,首先应该明确一个时间概念:即“城”建筑在前,命名则在后,也就是说,先有“城”,后因某位太子在此驻跸或活动,而民间俗称其名“太子城”。太子城并非官方命名,而是民间长时间口口相传,约定俗成的名字。因此说,太子城名字的形成,具有民间性和时间性的特点,换句话说,驻跸或活动在这里的太子,首先得到了皇帝的册封并诏告天下,具有“合法性”,民间百姓尽人皆知。依据“城”在前,“名”在后的顺序,在“太子城”经常驻跸的太子,只能限定于金元两个朝代。
而金元两个朝代,受到皇帝册封的太子共有六位。这六位太子分别是:完颜光英、完颜允恭、胙王从恪、孛儿只斤·真金、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孛儿只斤·爱猷识理答腊。这六位太子中,有的英年早逝,有的极早登基从政,五位无缘于太子城。笔者推测,只有忽必烈嫡长子孛儿只斤·真金,最有可能经常到太子城驻跸,或因他而有了民间的太子城之名。
孛儿只斤·真金,忽必烈之嫡长子。1260年,忽必烈继汗位,1261年,封真金为燕王,并领枢密院事,此时真金刚年满17岁。1273年,真金被册封为太子,举行隆重册封仪式,诏告天下。真金年幼时,师从大儒姚枢、窦默等,饱读儒家诗书。1279年,真金开始参与朝政,主张轻徭薄役,与民休息,主张重用汉人儒学大臣,大力推行汉化政策。
但是,真金有优柔寡断的缺点。至元二十二年春,南台御使上疏朝廷,请年事已高的忽必烈禅位于太子真金。忽必烈听闻怒不可遏,将相关的蒙汉大臣全部处死。真金闻讯,甚为恐惧,不知所措,因此忧惧成疾病逝,享年四十三岁。
从1273年被封为太子之后,到1279年参与朝政,真金有六年时间,专事研读儒学经典。这六年,是他成长最为关键的阶段,忽必烈要求他读书、游猎,增长才干,为他将来登基做皇帝,治理天下夯实学识基础。
笔者推测,在这六年当中,真金可能经常前往庆宁宫,并在新墩坑兴建“避暑亭”,供其游乐、读书享用。当时的庆宁宫建成仅五十年左右,地处幽僻的深山区,确实是太子真金读书、游猎、清暑的好地方。1279年,真金参与朝政后,按推测应该依然有时间前往庆宁宫学习、游猎。时间久了,也许人们习惯性地把真金太子常来的庆宁宫,就叫作太子城了。
关于新墩坑避暑亭,在《龙关县志·古迹志》(民国本)有如下记载:“在县城北四十五里新墩坑,该堡系明总戎倪尚忠牧场,堡北里许于清光绪二十八年,发现古柱石十余根,长六七尺,粗三四围,相传系元季某太子住太子城,在此建避暑亭。此柱石后为张北县西湾堡天主教购去作建筑教堂基础云。”
清、民国时期,新墩坑村原属龙关县最偏远的一个村落。1949年6月,崇礼县恢复建制后,新墩坑村由龙关县划归崇礼县。新墩坑村距离太子城约5公里,地势高峻,草场资源丰富,水草丰茂,是理想的牧场,更是避暑的绝佳之处。新墩坑村已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搬迁,目前仅余遗址。
笔者曾与崇礼的几位朋友到新墩坑村考察,想寻找“避暑亭”遗址,也向几位刨药材的农民们打听过,均说曾见到一些古代残砖遗迹,但终无所获。笔者建议崇礼有关部门继续寻找“避暑亭”遗址所在地,这或许对破解太子城的诸多谜团,具有一定的历史参考意义。 (孙登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