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时的陈发云 尹春光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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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九死一生的幸存者。
在完成了不可思议的艰难行军后，他们被称为“革命的火种”。
他们是后人口中的“长征干部”。
但在家人眼中，他们是不能再普通的老人。
从贫苦农民到普通战士到国家干部，在多次身份转换中，他们依然保持初心——不居功自傲，不搞特权，不追名逐利。
是什么，让他们淡泊名利？是什么，让他们保持本色？
□河北日报记者 王思达
“我就是普通革命战士，没什么特殊的”
“官兵平等！”
这是老红军、沧州军分区原副政委钟枝棋在谈到红军和其他队伍最大不同时，脱口而出的四个字。
“那时候，干部看见锅里的饭少了，就放下碗不吃了，让战士们多吃一点。”平淡的话语里，蕴含着温暖的力量。
“咱们平级啊，我也是七级。”
这是老红军、河北省军区原政委曾美第一次见到略显拘谨、木工七级的亲家时说的话。
“别管几级，都是为人民做事。”短短两句，一下拉近了两家的距离。
“不能用公家车，你们自己找车去!”这是老红军、原北京军区后勤部四九七仓库主任张文清去医院看病时，对儿女们的要求。
“我当过红军、年纪大、资格老，就跟其他人不一样了吗？就可以搞特殊了吗？”严肃的语气，让人肃然起敬。
……
人人平等、不搞特权，经过战火洗礼和革命锤炼，这些品质，已经融入他们的身体里、灵魂里，成为无法为岁月磨灭的底色和标签。
“刚从旧军队起义参加红军时，爷爷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不一样的官兵关系。”老红军、河北省军区原第一副司令孟庆山的孙子孟昱东告诉记者，1931年底，孟庆山随国民党第26路军在宁都起义，加入中国工农红军。
“从没有见过这样平等、融洽的官兵关系。”孟庆山生前曾对初到红军时的感受记忆犹新，“红军队伍里都以同志相称，当官的没有架子，当兵的也不被欺负。”
从那时起，这位曾经的国民党军队副营长，就决定“一辈子跟着红军干”。
而对于老红军、原铁道兵石家庄工程学院院务部副部长魏传递来说，官兵平等不只是一种感受，更是一段挽救生命的深刻记忆。
因为长时间忍饥挨饿和负重行军，在长征过草地时，24岁的魏传递病倒了。
“一天晚上，我发起了高烧，到早上部队出发的时候，两只眼睛已经肿得什么都看不见了，只能牵着战友的衣襟走。”魏传递生前回忆，“这时候黄营长看见了，他二话没说跳下马，想扶我骑上去。我说什么也不肯，黄营长大声说：‘这是命令！’”
就这样，身为普通战士的魏传递骑着营长的马，跟着营部一起行动。三天后，魏传递走出了草地，高烧退了，眼睛也看得见了。
“这就是我们的干部，这就是我们的战友！”晚年的魏传递已经记不清黄营长的全名，但“黄营长这样的红军干部”和他们的作风，却成为千万红军干部的缩影，深深烙在了每位红军战士的心底。
在长征队伍里，即便是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也只是队伍中的“普通一员”，他们和普通战士一样艰难行军，他们和普通战士一样忍饥挨饿。唯一不同的是，他们还要考虑队伍的去向，革命的前途。
“长征路上，我父亲是中央警卫连战士，所以和领导人接触相对较多。”老红军、原北京军区后勤部第七五八仓库主任张峰云的儿子张京生告诉记者。
“开始，他们每个人都骑着一匹马。过了些日子，部队没粮食吃，毛主席让把自己的大白马杀了给战士们吃。”张峰云回忆，“那时候经常有战士过来问，‘毛主席的大白马呢’，知道原因后，每个人都觉得难过又感动。”
“除了红军，世界上去哪找这样的队伍，这样的领袖？”生前每谈及此，张峰云都会激动。
除了“毛主席的那匹大白马”，在张峰云长征记忆中，印象深刻的还有王稼祥。
“父亲生前曾多次跟我提起王稼祥：‘他脸瘦瘦的，戴着一副金丝眼镜，斯斯文文的，对战士们很亲切。’”张京生说。
时任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是带着重伤参加长征的。但他从不和战士提自己的伤势，反而时常关心战士们的身体。
“看到我们，王稼祥总是主动打招呼。晚上，他不顾身体不适，经常到我们的宿营地看望战士们。有时在宿营地遇到王稼祥，他也会问上一句：‘晚上洗脚了吗？’”多年后，张峰云仍记得王稼祥每一句简单而平常的问候。
王稼祥的平易近人不仅体现在言语上的关心。“过草地时，经常遇到风雨交加的天气，王稼祥便打开担架上那块仅有的雨布，让担架员、警卫员和卫生员同他挤在一起，相互取暖。战士们身上暖，心里更暖。”
“我就是普通革命战士，没什么特殊的，更没什么特权。”见证过红军高级将领作风的张峰云，一生都在用这句话提醒自己。
在万里征途中，每位战士都用自己的方式感受并传承着这支队伍的组织、纪律和作风，经历着精神的磨炼和思想的升华。
而在张文清的记忆里，让他心灵最受震撼的，是“第一次见毛主席时，他身上那件破旧的军装”。
“我记得那是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刚在陕北甘泉县与我们红二十五军会合不久，我在徐海东军长的窑洞里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他穿着一身破军装，是缴获的国民党军装，在烤火时不小心还烧坏了。”虽然之前对中央红军的艰苦处境有所耳闻，但张文清仍不敢相信，“毛主席居然穿得如此寒酸，几乎和普通战士无异”。
“父亲当红军前学过裁缝，当时在红二十五军后勤部门工作，徐海东军长便让父亲给毛主席做一身新军装。”张文清的小女儿张亚勤告诉记者，“没想到，毛主席居然立刻拒绝了，他操着一口湘音说，‘男子汉干女同志的活儿蛮好，我们做革命工作就不能分高低贵贱，但给我做衣服就不必了。现在中央红军都在讲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我怎能搞特殊呢？’”
“作为中央红军的领导人，让人做一身得体的军装，都成了‘搞特殊’，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啊？”张亚勤感慨。
“毛主席都不搞特殊，我们这些人又有什么特殊呢？”张文清这句发自内心的话，至今震撼着人们。
“我能活下来就算幸运了，还要求什么别的吗？”
“在2015年去世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父亲都是在河北休养的级别最高的军队干部。所以很多不了解我们的人会觉得我家不一样，有点‘特权’，其实根本没有。父亲的生活和普通离休干部没区别，就是普通的一日三餐，养花、种菜，锻炼身体。”曾美的大女儿曾丽明告诉记者。
“父亲从不追求名利，物质上的东西他都看得很淡。他总说：‘国家给了我地方住，让我能吃得饱就行了，多余的东西咱不图。’”
在曾丽明看来，这是一种历经生死之后的超然。
“长征时牺牲了多少战友啊，我能活下来就算幸运了，还要求什么别的吗？”曾美生前曾这样感慨。
而让曾美最难以释怀的，是他牺牲在长征路上的两个亲兄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