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公司监管又如何？
喧嚣的定州火车西站广场上，司机马亚群一边在那里趴窝等客，一边感叹生意难做。
虽然每月只能入账二三千元，但老马并不打算高价卖掉营运手续，“卖了，我能干什么呢？”同他一样，很多人相信，他们的运营手续一直在保值增值状态。而那些高价购得运营手续的后来者，对出租车政策的调整尤为敏感。
马亚群和他所在的宏达公司只是松散的挂靠关系，“也就是每个月交200来块管理费。”
公司有限的手段难以约束司机行为，“如果宏达公司得罪了司机，他们可能带着手续挂靠金鹰公司。”靠公司来加强监管并不现实。
赵英奇把这种乱象归结为制度性困境。“如果变许可经营制为登记核准制，情况可能会变好。”他说。但在维稳高压下，单靠一个市很难出台相关政策调整复杂的利益格局。
专家访谈
出租车行业为何成了难啃的骨头
——— 访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钟茂初
记者：定州市出租车行业乱象在国内中小城市中颇具代表性。各地的出租车运营手续被炒上天价，黑车猖獗，部分司机叫苦经营困难，要求涨价；另一方面，市民打车困难，享受的服务价高质次，有手续的人自己不经营，想经营的人买不起手续，政府不敢贸然增加运力，深层次的利益格局调整难，其间涉及哪些复杂的利益关系？
钟茂初：出租车运营制度的设计，主要涉及4个方面的利益及相互间的利益关系：既有出租车从业者、有意愿从事出租车业的潜在进入者、出租车消费者、政府(管理成本及出租车业运营状况带来的关联效应)。制度设计必须权衡各方利益，使各方利益大致均衡。出租车运营政策的选择，应兼顾以下方面的利益：出租车运营者的收入水平、消费者享受的服务质量和承受的价格水平、出租车行业的适度竞争和良好的市场秩序。出租车运营制度的设计中，可操作的政策工具主要有：出租车运营牌照的数量、出租车运营牌照的价格、出租车的消费价格、进入出租车行业的运营者资格。
